有监听票就合法吗
针对立法院长王金平所涉及的关说案，不仅带来政治风暴，针对是否违法监听一事，也引发议论，检察总长则开记者会出示监听票，以来回应滥权的指控。而关于此争议的症结，实在于偶然监听与他案监听的难以区别。
由于监听涉及人民隐私权的侵害，故依《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第1项，得向法院声请监听票的情况，仅限于法定刑在三年以上，或属于贪污、金融或组织犯之类的重罪。同时，侦查机关对于监听的手段，一定得遵守补充性原则，即监听应是侦查的最后，而非最优先手段。至于监听期间，根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12条第1项，每次以不超过三十日为原则，并须在监听完毕后，依第15条第1项的规定，将此讯息告知受监听人。凡此规范，正在防止侦查机关可能的违法滥权。
由于监听必然会涉及到非涉案的第三人，又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即便是合法取得监听票的场合，亦可能意外获得他案的犯罪事实，此在学理上被称为「偶然监听」。而虽依《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第5项，违法取得的监听内容及衍生证据，不得采为证据，惟于此种情况，侦查机关乃基于合法监听所得的另案证据，就无法依此条文来直接否定其效力。而依美、德等国的司法实务，针对此情况所得监听内容的合法性，须依据个案为衡量其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至于其标准，此他案仍须限定在得为监听的重罪范畴，以来防止侦查机关「一票通吃」的情事发生。此外，对于他案取得的证据，是否能为法庭证据，法官仍须于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间为比例原则的权衡。
而须注意的是，若侦查机关向法院于声请对A案为监听时，其目的乃在对B案的犯罪证据取得，此在学理上被称为「他案监听」，由于侦查者于一开始，即为规避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的规范，致属于脱法行为，因此所取得的证据，不管是A案，还是B案，皆不得采为证据。之所以要如此严格的原因无他，正在于执法者的权力滥用，而须一概否定，致与偶然监听所得者有不同的处理。
虽然在学理上，偶然监听与他案监听有所区别，但由于两者的差别，仅在于侦查者的内心，于现实面，恐难以为区分，此次关说案的监听，正凸显出此种困境。不过，即便认为特侦组非为他案监听，但因此取得的另案资料，由于并非监听到关说案当事人的对话，而是从他人通讯的内容中，得知立法院院长、法务部长与检察长有关说之情事，此种证据也只能说是一种传闻（hearsay evidence），实连提出于法庭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有任何证明力可言。
没有人会否定特侦组对贪渎不法之诉追，舆论与民众所质疑者，乃在于身为伸张正义的检察权，不能便宜行事，亦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更应谨守法律与人权保障的界限，而非以道德家自居，自以为是的来训斥所有质疑程序正义的反对者。从洪仲丘案至此次关说案，已突显出台湾人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可惜的是，我国的最高检察体系并未跟着提升，而仍停留在过去的传统执法思维。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