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药剂为强制性交罪的困难
关于李宗瑞案，台北地院日前为第一审判决，针对受关注的妨害性自主罪，虽合并数罪累计为十八年半的宣告刑，但法院却推翻检方所起诉的加重强制性交罪，而仅以趁机性交罪处。如此的结果，未必代表检、审对法条的认知差距，而是在于性侵害案件，关于证据与事实找寻的困难。
关于李宗瑞所涉及的性侵案，检方当初起诉的法条，乃为刑法第222条第1项第4款，以药剂犯强制性交罪，其法定刑为七到十五年的重罪。而由于此案被害人众多，若皆能证明有此等罪行，虽可为刑期的累加，但依据《刑法》第51条第5款但书的限制，其执行刑最多只能为三十年，检方即据以求处如此的最高刑度。
只是在性侵害的案件里，被害人往往因害怕再次受伤害，而未能立即求助于医疗与警察机关，则最不易保全的迹证与受害证据，必将因此流失。尤其是在下药的场合，行为人因未使用暴力，自不会在被害人身体留下伤痕，若未能即时采集体液为检测，恐将无任何物证可言，即便在李宗瑞事件里，有偷拍光碟为证，这也只能证明有性交，甚或是趁机性交之事实，欲定以药剂为强制性交罪，恐仍有一段距离。也因此，于性侵案件的审判里，被害人的陈述即成为最重要，甚或可能是唯一的定罪证据。
而原本被害人于法庭外的陈述，乃属于一种传闻，应被排除审判之外，但为了避免出面指认的被害人须不断接受讯问，而一再将其伤口翻出，依据《性侵害防治法》第17条，就规定有被害人的身心创伤，若已达无法陈述的地步，法官即可以检警的被害人笔录为证，而成为传闻证据的例外。只是此例外条款，不仅要件极为严格，且为保障被告诘问权之故，适用的机会并不高，被害人仍必须出庭作证。
而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6条第1项，法官于此种案件审理，为了避免被害人直接面对被告，就应以科技设备为适当隔离，但因被告有程序权保障之故，仍要给予其与律师的诘问权。惟即便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6条第4项，对被害人过往的性经验有不得诘问之明文，但被告方必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借由各种询问，如是否常上夜店、是否常有一夜情等，以来将案件导向是为金钱、甚或是两情相悦的性交。整个审判过程，就可能由对被告的定罪，转向是对被害人的道德指责。
所以在李宗瑞案里，由于证据的缺乏，或者证明力的薄弱，法官基于罪疑惟轻原则，变更检察官的起诉法条，而改以较轻的《刑法》第225条第1项，法定刑为三到十年的趁机性交罪处断，实突显出性侵害案件，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迹证的重要性，若丧失此时机，则不仅使被害人得面临不断出庭与受询问之苦，欲定被告以重罪，显也相当困难。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