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犯罪怎可如此切割
洪仲丘案终于侦结，而从起诉被告高达十八人来看，似能弭平全民之愤慨。惟从起诉罪名，轻、重不一来看，实已将相关人等的责任为切割，而难使真相大白。
欲成立刑法的共同正犯，除须有行为的分担外，更须有犯意的联络，要件相当严格。故关于洪仲丘之死，虽是由一群军士官，借由操控弊病丛生的军事惩罚制度，以来遂行凌虐之目的所致，即便有行为之分担，却因相互间欠缺有犯意联络的事实与证据，就难对涉案人等以陆海空军刑法第45条第1项，最高可处无期徒刑的凌虐致死罪，来追究所有人共同正犯之罪责。
也因此，被诉以凌虐致死之重罪者，仅为执行禁闭的戒护士，其他人等，要非以陆海空军刑法第45条第2项，法定刑最高仅为一年的部属施以法定以外惩罚罪，即是以刑法的妨害自由等轻罪为起诉。如此的作法，不啻将洪仲丘之死，全推给第一线的执行者，致忽视了此等犯罪的结构性，起诉书要求法院从重量刑之语，也仅具有宣示作用。
故洪仲丘案，正突显出对政府结构性犯罪究责的困难，尤其是上级军官，不可能亲自动手，更不会笨到以书面的方式命令下级为违法行为，致可轻易将责任推给下位者，即便有所归责，亦会以轻罪，甚或仅以行政惩戒为终。至于这些基层的士官，即便可以上级指示为卸责，却因其有亲自下手之事实，而成为最终究责的对象，致暴露出刑不上将官的困境。
为了解决此等究责的困难，在1998年，国际社会所通过的罗马规约里，第33条第2项即规定，对于残害人权的上级命令乃属明显违法，下级公务员无服从义务，若服从而仍执行，即不能以依上级命令为免责。另就下位者而言，此规约第28条亦明文，即便无法证明其有下令的事实，但只要具有上命下从的阶层关系，并对于下属所为的残害行为有所知晓，却未为任何防止措施，仍须与执行者同为负责，以来彰显结构性犯罪的集体责任性。
军检迅为侦结，或展现其诉追之效率，并可杜悠悠之口，只是若未能深究此等犯行的结构性本质，致轻率为起诉，恐只会引来更多的猜疑。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