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犯罪竟是如此轻忽
借代操政府基金，涉嫌内线交易的前安泰投信副总谢青良，虽已遭检方约谈，却仅以二百万元交保，如此的作为，实让人不敢恭维。
代操政府基金所能掌握的资金，绝对足以影响整个股票市场的涨跌，若图谋炒作，所侵害者不仅为整体的金融秩序，更损及全民的血汗钱。惟能为此类犯行者，不仅具有财金专业，更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且往往具有多数人共同违犯的结构性特色，犯罪者也因此会利用组织与地位优势而来为集体的掩饰，致难以被发觉。而由于金融犯罪，不爆发则已，一旦爆发，即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也因此，主管机关于事前的监督与预警机制，即成为最重要的工作。
惟观盈正案，身为主管的金管会与相关机关，未能防范于先，已有所失，案发之后，甚至试图为私了，要非立委与舆论的指责，此事件恐因此石沈大海，如此消极的态度，即便无包庇之心，也难辞监督怠惰之责。更糟的是，此事件早在2010年就已爆发，即便疑似洗钱的资金已遭冻结，但检调机关却至现今，才开始为侦查，到底能掌握多少证据，能查到多少共犯，甚至是政府高层的包庇或介入等，实让人感到费解与怀疑。更可议的是，面对行为人坐拥上亿豪宅与庞大的不明财产，却仅以二百万交保，如此低的保释金，不仅与其财力不相称，更难确保其将来能安然就审。
而从此案也暴露出现行刑罚，在面对金融犯罪时的处罚困境。因此类犯行，往往是由企业负责人或底下从业者，利用企业组织体来为不法，所以对于处罚的对象，若仅止于从事行为的自然人，似忽略了企业体所该负的责任。只是若欲对企业体为处罚，马上面临该如何处罚的疑义。因传统的刑法架构，并不认为法人可为犯罪主体，即便认为法人可为犯罪，恐也只能以罚金刑为对待，惟基于罪刑明确性原则，关于罚金刑必须有上限，而因金融犯罪的不法所得，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若罚金刑的上限过低，恐也无法有效吓阻犯罪。
依此而论，现行对金融犯罪的刑罚制裁，即应全面改采两罚制，除对从事不法行为的自然人为处罚外，对于其背后所属的法人，也应以罚金刑为对待。而关于罚金刑的上限，宜配合时代变迁，全面调整至上亿元以上。同时，法官在面对所得利益超过罚金最多额时，亦应适时运用刑法第58条为酌量加重，以避免不法利得的产生。
所以，从盈正案的发展过程来看，正显露出我国现行对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完全处于一种轻忽与纵容的态度。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