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行侦查得花一年？
针对江国庆冤罪咎责案，高检署在去年7月13日，将北检对陈肇敏等人的不起诉处分发回续行侦查至今，已届满一年，仍未有所动静。而如此的懈怠，竟无任何机制可为监督，致凸显出现行制度，对检察权难以抑制的困境。
由于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一旦为确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60条，除非有新事证，否则不得再行起诉，而与判决有相同的效力，检察权之大，可想而知。也因此，为了防止检察权滥用，针对不起诉处分，告诉人即可向上级检察官为再议，若再议不成，仍可向法院提起交付审判，而由法官来决定是否该为起诉。此套监督机制，看似能抑制检察权，实则大有疑问。
因提起再议以告诉人为限，但在某些涉及国家法益的犯罪，根本无被害人存在，自不可能提起告诉。除非是属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而依《刑事诉讼法》第256条第3项，须由检察官为职权再议者外，若非属此类案件，即可能因无告诉人存在，而在检方为不起诉处分时，因无人可提起再议，致无受上级检察官监督之可能性。
即便提起再议，也是由上级检察官为审查，而仅能算是一种自律监督，且证诸现实，能再议成功的机率亦不高。也因此，在2002年，我国参考日本的准起诉与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增订《刑事诉讼法》第258条之1，允许告诉人于再议不成后，可向法院声请交付审判，算是对检察权创设了一个他律监督机制。
只是由于声请交付审判，告诉人须委请律师强制代理，如此的高门槛，自易产生进入诉讼的障碍，且律师并无如检察官般的强制处分权，而仅能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58条之1第2项之规定，至检察官处为阅卷，则在无权为搜证下，实难掌握案件全貌。甚而在交付审判的过程，乃采取书面审理，且法官仅是在审查证据是否充分致达于起诉门槛，而无自行搜集新事证的权责，欲推翻检察官的不起诉，自有相当难度，核准交付审判的比例偏低，自也不难想像。而即便法院准予交付审判，案件因此被视为起诉，惟在公诉者仍为检察官，且此强制起诉根本违反其意愿下，如何能期待其认真为论告，恐更成问题。而效果如此有限的救济程序，在江国庆冤罪咎责案里，竟无用武之地。
高检署在去年，虽将北检对陈肇敏等人的不起诉处分发回续行侦查，但本案的争执点，实在于军事检察官与军法官是否须负《刑法》第125条第2项的滥权追诉致死罪的罪责，而陈肇敏与反情报人员等不具有诉追权限的公务员，是否亦可以不作为的共同杀人罪处。若适用此等重罪，即无追诉权时效已过之问题，自可对相关人等为起诉。既然此案的事实已明，所争执者，仅在于法条的适用，高检署实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8条第2款，以侦查完备为由命北检为起诉，舍此而不为，却将案件发回续行侦查，则在现行法制并无要求何时须为终结的情况下，北检的以拖待变，即处于一种无法可管的状态，告诉人提起交付审判的救济权，也因此被阻断。
为了监督检察权的行使，我国虽设有自律的再议制度及他律的交付审判制度为制衡，惟能抑制检察权的效果却极其有限，而亟待改革。更让人诧异的是，在江国庆冤罪咎责案里，如此的机制竟完全无法运作，不仅告诉人的诉讼权遭严重侵害，社会公义也将因此被葬送。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