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是否滥诉
新北市长朱立伦日前在听取政风会报时指出，检调人员动不动就以图利罪来诉追公务员，致造成公务员不做不错的心态，而影响政府的效能。马英九总统却指出，在其任内，贪渎罪占整体起诉案件，从每一万件中有二十六件，现已降至二十件，起诉定罪率也由69％提升到77％。依此数据，不仅显示贪污罪的比例降低，定罪率也相对提升。因此，检方滥诉之说，显有待商榷。惟关于贪污犯罪是否降低、检察官是否滥诉，显不能光以数字，甚或简单以是或否为回答。
任何官方的统计数字，都不能免于黑数（dark figure）的存在，尤其是像贪污罪，因具有高度的隐密性，不仅难于被察觉，于爆发后，也难于找寻证据，自也难于诉追。也因此，起诉贪污案件的比率降低，或可象征贪渎真的减少，却也可能只是反应出一种执法现象，即检调机关诉追犯罪的认真程度。若果如此，则如此的数字降低，也未尝不可解释为，是检方对贪污犯罪的诉追效率降低。
至于贪污案件的定罪率高低，显又涉及更为复杂的法律问题。因检方无法使被告定罪，有可能是明知为无罪之人而起诉，亦可能是举证不足所致，凡此种种，当属滥诉，自无疑问无疑。惟法律规范的不明确，也可能是造成无罪的主因。以公务员受贿罪来说，成罪与否的关键，即在于职务行为与收受金钱间，须具有相当的对价关系，若不具有对价性，即可能被认定是赠与或政治献金。因此，对价性与否，将决定着到底是受贿或餽赠的关键。
但关于对价性的判断基准，却难于法律中明文，只能依赖法官于具体个案为判断，而为了避免因法官而异的差别对待，最高法院也曾在84年台上字第1号判例中，提出对价性认定的标准，而认为「应就职务行为之内容、交付者与收受者之关系、贿赂之种类、价额、赠与之时间等客观情形加以审酌」。惟如此的标准，不仅用语含糊，更属空泛，致形同无标准。所以，在法律规范不明下，即会有相类似案件，却出现有罪与无罪的天壤之别，贪污的定罪与否，即系于如此的不确定因素上。
也因此，起诉的贪污案件最终无法定罪，有可能是检察官故意入人于罪，亦可能是检方举证不足所致，更可能是因法官对贪污对价性的认定不同所造成。若属前两者，当然可归责于检方的滥权诉追。若为后者，则该归咎者，恐是法律欠缺一致性的标准。
所以，不管贪污的定罪率是五成、六成，还是九成，主管机关，即法务部，皆应主动调查造成无罪的原因何在，才能明了哪些案件是滥诉所造成。而一旦查明有滥诉，即应对检察官为法律究责，以来防止浮滥起诉的情况再发生。若一再执著于定罪率的高低，并以此来判断检方是否滥行诉追，不仅过于武断，也简化了问题的思考，更会失去改革的契机。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