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化与预防性羁押就能解决问题吗
对于酒驾肇事不断，法务部提出重刑化与预防性羁押的两项修法建议，以来回应各界的要求与呼声。惟如此的建议，却皆有其问题存在。
针对酒驾致人于死的行为，法务部提出，将《刑法》第185条之3第2项的法定刑一到七年，提升为三到十年的建议。而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1第1项，须为最轻本刑三年以下者，才具有缓起诉资格。同时，依《刑法》第74条第1项，须受二年以下宣告者，才得为缓刑。如此的修法若通过，酒驾致人于死者，即不可能受缓起诉或缓刑的对待，也注定其必得入监服刑的命运。
惟在法定刑上限提升至十年，而与故意杀人罪的下限相同，却仍将酒驾致死部分当成是过失犯的立法结构下，如此的提升，必得面临是否违反罪刑相当的质疑。又与酒驾相当的其他交通危险行为，如高速飙车或疲劳驾驶致人于死等行为，驾驶者若未有饮酒，即无法适用此重罪，而仍以过失致人于罪论，这必然有违相同事务须为相同处理的平等原则。
而此修法一旦通过，由于适用此重罪的前提，乃以成立《刑法》第185条之3第1项的酒醉驾车为前提，则关于此罪成立的重要关键，即酒醉须达于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若法院仍采取综合判断，而非以酒精浓度多寡为判定，则在标准趋于模糊下，此重刑适用与否，也将系于一种不确定性之上。而当事人为避免重刑加身，必会对此全力为争执与抗辩，而使诉讼更为延宕，重刑化所欲达成的吓阻效果必因此递减。
所以，在审判长期化的现况仍未能改变下，重刑化亦难产生立即的吓阻效果，也因此，法务部也建议司法院在研拟《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将酒驾致人死伤罪，亦纳入预防性羁押的范畴。而所谓预防性羁押，乃在1997年，我国沿袭德国自纳粹时代即存有的制度，于刑事诉讼法增订第101条之1，根据此条文第1项，针对某些再犯可能性高的犯罪，如放火、性侵害、窃盗、诈欺、恐吓公安等罪，检察官只要认为被告犯嫌重大，且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虞者，即可向法院声请羁押。由于此种手段乃在防止被告再犯，显会与羁押在确保被告就审与保全证据的目的有所扞格，而使预防性羁押成为判决确定前的一种先行刑罚。
其次，关于有无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虞，实难有一定的衡量与判断基准，而可能流于检察官与法官的恣意认定，若此标准一直趋于浮动，必会造成因人、因法官而异的差别对待，而使人产生侥幸心理。更受争议的是，一旦为再犯之虞的认定，则不啻是一种有罪预断，致严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可能碰触到宪法的底线。
退一步言，即便撇开是否违宪的争议不谈，而将酒驾致人死伤罪列入预防性羁押的范畴，而可因此为拘禁，以来防止被告再为酒驾肇事，但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项，侦查中羁押最长为两个月、审判中为三个月，且根据第5项，延长羁押也都有次数限制，而不可能无限期羁押下，若不亟思如电子监控般的替代手段，此种拘禁也只具有暂时性的作用，亦难为长久之计。
也因此，重刑化与预防性羁押对防止酒驾肇事而言，只能说是手段之一、二，却不能是全部，若不同时为相关配套与社会政策的考量，而寄望此类手段即来解决酒驾的所有问题，恐只是望梅止渴，而于事无补。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