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诉讼解决核安问题吗？
国民党立院党团做出核四完工，但须经公投才得商转之决议，此是否在以拖待变，不得而知。惟即便核四不运转，但关于现有的三座核电厂该如何处置，仍属未定之天。则在未来，能否像日本般，以住民诉讼的方式来寻求突破，却也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日本因在二战末期遭受原子弹轰炸之故，所以在战后，即宣告「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的非核三原则。但此原则并不排除以核能发电之用途，以致于现今，日本不仅有五十四座的核电厂，其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三，这就一个地震频率高且电厂多设于断层带的国家而言，实具有高度的风险。以3.11大震造成重大灾害的福岛核电厂来说，事实上，从1978年开始，即有超过三十起的大小事故发生，也因此之故，致引发一系列的核安诉讼。
至于核安诉讼的型态，一种是对建厂的电力公司，基于核能的高度危险性及发生事故后，所造成难以挽回的生命、身体、财产权等的侵害，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为停止施工或运转的判决。另一种方式，则是以损害无法回复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向法院请求撤销行政主管机关的许可运转处分。
惟不管是民事，还是行政诉讼，提诉者皆须有诉之利益，即是否有具体的权利受侵害，若只是为抽象的公益保护或空泛的危险性指摘，就不具有适格性，致会遭法院驳回。而核能的危险性，虽众所皆知，但在未发生事故前，要证明有具体侵害实有困难，若法院采取严格解释，就会造成诉讼障碍。
以日本从1970年代开始，所出现的诸多核安诉讼来说，法院即从完全否定的态度，而逐渐承认核电厂周边居民的原告适格性。这是因居住于核电厂周围的民众，即便核电厂未生事故，仍得面临辐射及其污染物的最直接侵害，致可能罹患不治之症，自不应否定其诉讼权。只是所谓周边范围多广，却一直有争议。
而日本法院以核子反应炉为中心，从二十公里逐渐扩张至六十公里半径内的居民，即具有原告的适格性，甚至在2009年，日本最高法院还允许到九十六公里的范围。而在福岛核灾时，由于当时内阁宣布的警戒区域为一百公里，法院也对周边居民的范围更为扩大，致使大量的核安诉讼进入司法审理，而暴露出民众对核能安全的极度忧虑。
不过，即便能借由放宽原告适格的范围来保障人民的诉讼权，却又马上面临另一棘手的问题，即在核灾发生前，如何能证明核能对生命、身体侵害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原告方对此具有举证责任，但在核能资讯完全掌握在核电厂与官方，且就此专业亦可能远不及被告方下，就会产生武器的不对等。若再加以法官非核能专家，亦须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下，欲胜诉恐有极高的难度。这也是为何，日本至今仅有两起案件胜诉之因。惟从此过程却也突显出，借由不断诉讼来解决核安问题，并非不可行，正可为我国取法之对象。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