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严刑峻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酒驾肇事悲剧一再发生，社会对屡劝不改的酒驾者深恶痛绝。尤其不久前，一位年轻优秀的女医师曾御慈，又因酒驾不幸丧命，引起社会愤慨，舆论痛斥政府态度不积极、没有用严刑峻罚惩治酒驾，导致憾事一再重演。

政府真的对酒驾问题睁只眼、闭只眼吗？今年元旦开始，立法通过的新制规定，降低酒测开罚标准至0.15，罚款也从6万上调到9万台币。新制严刑峻法上路后，肇事案件仍然持续发生，行政部门又祭出更严格的酒测执法，民众若拒绝酒测，检警可将驾驶人当「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送交医院抽血检查。强制抽血措施，引起人权团体的抨击，认为已违反比例原则、侵害人权。但在民意的压力之下，行政机关不但坚持，更一度提议应对酒驾者实施「预防性羁押」，直接拘禁人身自由。

接着又发生几起公务员酒驾事件，在社会「反酒驾」风潮下，行政院人事总处研议实施连坐制，规定公务员酒驾主管连带受罚，引起考试院长关中的反对，认为连坐处分违反民主人权「是落伍的想法」，察委员吴丰山也认为，连坐是军政时期做法，现在已经是宪政时期，不能走回头路。

酒后驾车并无犯罪的故意，而且「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本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道德规范，以法律介入道德问题是否适当，本存有讨论的空间，企图以严刑峻法遏阻犯罪，更是不切实际。70年代台湾刚刚开始富裕，社会产生贪婪之心，经常发生抢劫事件，社会不安。当时蒋经国总统为安定人心，决心严惩犯罪，乃依据《戒严法》规定所有抢劫案件均交付军事审判，一律速审速决判处死刑。但结伙抢劫大案仍然一再发生，一些走投无路抢夺他人的社会边缘者却成为枪下亡魂。

人类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徒法不足以自行、重惩不能禁绝犯罪。倘若社会缺少道德感，放任一己之私，无视他人生命安全，即使所有酒驾行为都重判死刑，仍然不可能完全禁绝冒失的酒鬼行为，不过增加一些死刑冤魂及社会暴戾气氛而已。立法及行政机关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一再扩大法律权力，酒驾事件未必减少，但有了侵害人权的隐忧。

无独有偶，今年7月1日即将迈入高龄社会的大陆，首开新例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监护制」，以保障老年人的生存权利。新法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法律还特别提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家庭成员有义务对老年人进行「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并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

家人互相照顾本是中国传统价值，但当它写入法律，成为法律要求的诫命，正代表现代社会传统家庭价值已经受到挑战，当道德无法保障老年族群的安养时，人们只好求诸于法律。

大陆前所未有的「老人照护法」，既反映出社会对养老需求的焦虑，也反映出现代家庭已失去传统的照护功能。但如今将照护老人的责任入法，却不能保证让所有流离失所的老人，都得到良好照顾：也不能保证让失能失智的老人，都受到应有的照护待遇。但家庭成员的互动空间，本来由每个家庭成员自己决定，现在却由国家立法说了算。

当台湾一再针对酒驾立法扩权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人们对没有道德感的酒驾者深恶痛绝。当大陆正式将「老年监护」立法，把家人看望、问候老年人写入法律条文，我们也明白，大陆家庭中照护老人的道德防线，正在崩解之中。

酒驾残害生命，子女疏于照顾父母都天理难容但法律不是万灵丹。尤其，法律愈多、国家可以管理的层面也愈多，人们的自由就愈少，对付没有道德、或道德失落现象，法律有时而穷。其实，徒法难以自行，更多的法律，并不能确保社会祥和安定，如果能在人们心中深植尊重他人生命、家人互相扶持的观念，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