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第77期：心之所系，家之所在
引言：春节将至，《见证》重访了过去一年采访过的一些普通人——漂泊在外的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创业者，为画画放弃工作的冒险家，为生计丢掉本行的修行者，爱玩游戏的聋哑人，与病魔抗争的白血病患者，被战争毁去家园的异乡客……听他们讲述“家”的故事。
田艳东（网名“聋爷”），32岁，河北廊坊九州镇人，“聋人也疯狂”战队队长
我在廊坊市的肯德基做肉鸡腌制工作，我很喜欢肯德基，经理、同事都对我非常热情。我家住在廊坊周边的村子里，离肯德基有十三公里，我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比坐公交快，就是冬天有点冷，骑电动车时，鼻涕都结冰了。
我们只有两个人做腌制工作，我和一个兼职的大学生。他要回家过年，所以春节我就要上班了。我不在家过年，我老婆和孩子就回娘家过年，家里只剩下我和父母。
每年春节，我都期待放假，这样就能在家里玩游戏玩个痛快。可是我现在有两个孩子，女儿八岁，在读小学三年级，儿子一岁零五个月。我要照顾他们，还要去看望丈母娘，所以也不能痛痛快快地玩游戏。不过我有两个孩子，我很快乐。
我爸爸是煤场的老板，我妈妈因车祸失去了一条腿，终生不能行走。因为妈妈不能帮我们照顾孩子，这几年，都是老婆在家照顾他们，我上班养家，说实话，压力有点大。
我们家只有一台电脑，我经常和老婆抢着用，我亲老婆一下，她就会“委屈”地用手机玩。老婆的HTC手机被儿子摔坏了，我本来想在网上给她抢一个红米手机，但是抢了很久都没有抢到，我就在当地多花了两百多元，给她买了一台。老婆收到手机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新年快到了，我祝福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长寿百岁，希望妈妈能重新走路。我春节上班不能陪老婆孩子去看望丈母娘，只能在这里对岳父岳母，还有老婆的年迈奶奶说声“新年好”，给你们拜年啦！还有我的亲戚们，祝你们合家欢乐！还有全国的聋友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以下摘自《无声的游戏世界》（《见证》第63期，2013年7月22日）
去年年初的一天，勇哥在游戏中驾驶坦克，发现对面有一位玩家名叫“廊坊聋人”，便上前打招呼，询问对方是否聋人。
“廊坊聋人”就是聋爷。聋爷六岁时因药物中毒失聪，听力损失达到120分贝。
两人同为射击游戏爱好者，遂结为亲密战友。他们觉得，玩游戏的聋人肯定不只他俩，便在各自的游戏名字前加上“Deaf”，游戏房间也注明“聋人”字样，以便其他聋友看见后，主动加入。
不久，一支名为“聋人也疯狂”的战队诞生。如今，这支战队已有一百多名成员，均为听障人士。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不同，职业不同，人生经历也各不相同。每晚，他们置身同一个寂静世界，并肩作战。
田艳东一家人在院子里的合影。田艳东（后排左一）六岁失聪，2012年，他和勇哥共同成立了一支聋人战队。
郭亮，38岁，贵州贵阳人，《南瓜先生大冒险》开发者，自由职业者，现居上海
这些年和朋友聊天，一直夸大其辞地描述贵阳是全中国最好的一座城市。但是18岁的时候，我正是因为不喜欢故乡，才决定去外地上大学。22岁，同样是因为不愿意一辈子呆在故乡，所以才来到了上海。
一旦离开了故乡，才明白故乡于我的意义。上海无疑是座大城市，繁华且喧嚣。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归属感这东西，与工作、户口、房子、工资、汽车、社保没关系，只与文化有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属性，中国这么大，我独爱贵阳。爱它的山青水秀，爱它那神秘奇异、繁杂多变的民族风情。苗族、侗族、布依族、佤族，西南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是我绘画的灵感源泉。
我妈妈是一名工程师，爸爸是一名工人。他们的工作和爱好，与艺术无关。当年高考，我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了一所工科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在某国企上班。想找一份与画画有关的工作并养活自己，这个念头令我最终成为一名游戏开发者。
这些年，面对家人时的争吵、辩解、哭泣，诸多无奈，一言难尽。虽然父母至今仍然不理解我，但我还是要为自己的固执和倔强，对他们道一声“对不起”——这么多年，我也没能很好地去理解他们。
上次回贵阳，还是一年半前的事。种种原因，今年春节也回不了贵阳。有人说：到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是故乡。回不回去，其实已经不再重要。最美丽的故乡，二十年前的故乡，已经留在我18岁的心里。
新的一年，希望父母和我之间能够多一些理解。就算他们不相信我是一名艺术家，也希望他们相信：我是一个能养活自己的美术工作者。
以下摘自《棉花先生大冒险》（《见证》第69期，2013年10月28日）
白天，郭亮穿梭在变电站和配电间之间，维护、检修设备。晚上，他坐在电脑前，把自己手绘的画稿一幅幅扫描进电脑。看着这些完成着色后的作品，他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决定向父母证明：画画同样能养活自己。一次，他和哥哥去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的草坪上摆摊卖画，被保安赶走前，卖出了两张。晚上，兄弟俩拿卖画的60块钱打了顿牙祭。
郭亮早期的画作弥漫着空虚压抑的情绪，与今天恣意随性的风格迥然不同。“那时候我一直在抱怨命运，每天回到家，都会因为工作的事情和父母吵架。他们不理解我，觉得画画毫无意义。”
2002年，尽管父母以极其激烈的方式反对，郭亮还是决定放弃手中的“金饭碗”。
“人需要理想去支撑自己。这个世界上，能够证明我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已经不是很多了。”郭亮说。
谢创，23岁，湖北英山县人，《奇怪的大冒险》开发者，自由职业者，现居北京
年前不止一次地想，要不就在北京过年算了，回家多麻烦啊，反正父母也经常有事不在家。但是老爸一通电话：“创，啥时候回家过年啊？”便瞬间不由分说地将我心里的“小九九”一把摧毁，我只得默默点开收藏夹里的12306。
我老家是湖北省黄冈市下属的一个小县城，传说中的中国名茶之乡，离省会武汉大概两小时的车程。回家时，只要往大巴窗外张望一下，看到漫山遍野的茶田，就知道这已经是咱家的地盘了。
我老爸是一名教师，兼职摄影，老妈以前在学校旁边经营一个小卖部。我从高中开始便离家读书。
想来好笑，大学时，就算是七天、十天的长假，也懒得回家一趟。但高中时，就算是三天的假期，寝室里每个人也都会早早背起回家的行囊。对我来说，回家最大的诱惑是能在晚上吃到老妈煮的荷包蛋泡面作为宵夜。可能是因为高中的伙食实在太差了吧。
最近一次回家是去年七月份，虽然已经毕业一年多，但还是假模假样地给自己放了个暑假。理论上说，作为个人开发者，应该有很多时间回家，但我回家后就会变得很懒，开发效率就会低得可怕。
虽然每年都要吐槽，但一到大年夜，全家人还是会凑到那台伴随我们十多年的TCL电视前，准点把频道调到CCTV-1。除了春晚，几乎不可能再有什么其它途径，能够把一家人聚到一台电视机前了吧。
因为父母那一辈的兄弟姊妹很多，正月里便格外热闹。常年在外的我，老是记不清应该如何正确称呼亲戚们的名号，往往别人能叫出我的名字，我却不知道来人是谁，分外尴尬。
新的一年，祝愿大家保持一个好身体，来年春节仍然笑口常开，吃嘛嘛香。
以下摘自《一个90后的暴走大冒险》（《见证》第74期，2013年12月16日）
谢创和大学同学一起租住在北京回龙观，五个人，四室两厅。对他来说，这已经够了。“我们这样的小年轻，如果不考虑买房，生活成本是可以忽略的。每月一千五到两千的房租，一年赚的钱可以租好几年房。”
尽管《奇怪的大冒险》的收入已经开始下滑，但谢创对目前的状态仍然很满意。家人身体健康，自己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经济压力，积蓄足够他再支撑一两年，继续他的个人开发生涯。
有时候，他也会焦虑，焦虑自己是否太过顺利，焦虑未来是否有大的挫折在等着他。但总体来说，他觉得现在很好，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了。
程序员出身的谢创，开始自学画画。他买了块画板，每天五个小时，练习人物线稿，为更艺术的作品做准备。
朱奕名
朱奕名，26岁，黑龙江哈尔滨人，患白血病，目前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移植仓内进行治疗
朱奕名的烧终于退了下来。1月18日，父亲进仓陪护孩子，母亲外出理发、洗澡、置办日用品。这是她三个月来第一次走出移植仓。
去年11月初，朱奕名接受父亲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后进入排异反应期。一个月后，他的状况一度好转，父亲甚至以为，孩子不久即可移出移植仓，转入普通病房。
然而没过多久，朱奕名的病情再度恶化。最近二十多天，他反复高烧，吃不下任何东西，包括流质，只能输液维持。母亲不分昼夜陪在他身边，很少休息，换药、喝水、排便、吐痰、翻身，这些都离不开她。周末，父亲进仓时，母亲才能在折叠行军床上睡几个小时安稳觉。
去年12月31日晚上，朱奕名想为病房里的母亲营造一些新年气氛，便在一家川菜馆订了外卖，却被告知要四个小时才能送到。父亲知道后，亲自跑去这家饭馆，打不到出租车，找了辆“摩的”，两个小时后，买回了夫妻肺片、红烧肉、羊排、豆腐四道菜，送进移植仓。
朱奕名没怎么吃，羊排没动，夫妻肺片吃了一口，豆腐和红烧肉吃了些。母亲爱吃辣，但在医院这一年，平时只是吃些稀饭、馒头、饺子，早已没了胃口。最后，夫妻肺片全倒了，剩下的菜，她吃了三四顿才吃完。
父亲不习惯南方的冬天，室内室外温度相差无几。朱奕名在网上为他买了条电热毯，买了台取暖器。
朱奕名喜欢热闹，以往，每年春节，他们一家三口都会和当地的亲戚们聚餐。长辈们在饭桌前喝酒聊天，朱奕名和几个同龄人凑在一起玩手机。
今年春节，他只能在移植仓的病床上度过。他问父亲：“过年那两天，我能不能回趟家？”他指的不是哈尔滨的家，而是他们在上海租的那套一室一厅的老房子。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离开医院出去透透气。
父亲说不行。父亲现在最担心的是过年放假这段时间，没人献血，原本就很紧张的血小板资源更是难以保证。移植已经两个多月，朱奕名的血液指标并无恢复迹象，即便每天输血小板，血小板浓度也只能维持在十多点，正常值应该在一百至三百之间。
“过年没啥愿望，就希望孩子的指标能够稳住。过年那几天，能给他找到足够多的血小板，别让指标往下掉。”父亲说。
以下摘自《假如生命只剩两个月》（《见证》第70期，2013年11月4日）
“谁跟谁在一起，是一种缘分。”朱奕名的母亲说。
2011年，她从单位内退后没多久，朱奕名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之后两年，她与儿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孩子住院化疗，她日夜陪护在病床前，晚上打开行军床，睡在病床之间的狭窄过道上，或是病房外的走廊上。
医院血液科的五十多张病床，人来人往。“走的时候都挺肃静的，没人大哭。”母亲说。每次听说有人去世，她就会心里难受。
站在病床前，与儿子合影时，母亲伸出手，轻轻拉住朱奕名的耳朵，似乎舍不得放开。
1月11日，朱奕名在微博上发了这张母亲的照片，写道：“妈妈生日快乐！这段时间您辛苦了，只可惜儿子不争气这个时间还不退烧，要你一直守在床边不能休息。 ”
梁健锋，32岁，中国香港人，《大叔快跑》开发者，自由职业者，现居广东珠海
我出生在香港，一个节奏急速、人口密集的小地方，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家庭成员就是父母和一个姐姐。姐姐移民美国多年，父亲早就解脱了，只剩下母亲留在香港。当初因为母亲反对我做游戏，反对我在内地生活，导致关系不和，一直都没回去，差不多两年了。
纵使春节将至，如果事业未做出点成绩，回去又有何意义？
现在，我已经在珠海有了自己的家庭，只希望母亲身体健康，希望自己早日干出成绩，让母亲能够解开儿子选择做游戏、选择在内地生活的心结。感觉这样才是“回家”的时候。
以下摘自《香港大叔向前冲》（《见证》第76期，2014年1月13日）
梁健锋十一岁那年，父母离异。父亲在菜场帮亲戚的摊位卖鱼，生活过得颇为艰辛。姐姐跟随父亲，不久即出国留学。他跟随母亲，靠父亲每月寄来的抚养费维持生计。
读完初三，他不顾家人反对，辍学打工。打工所得，除补贴家用外，还要帮姐姐负担部分学费。
2004年，父亲因病去世。“没能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走了。”梁健锋至今遗憾。
母亲极力反对他做游戏，两人时常因此争执。在母亲看来，他这么低的学历，只要找一份保安之类的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够了。
“但我心里知道，我是不得已才做保安、洗衣工的，只是为了顶过那段时间。”梁健锋说。
十多年前，梁健锋为父母和姐姐拍下了这张合影。翻看老照片时，他才发现：“我没有和父亲的合照。”
范芃
范芃，26岁，湖北武汉人，《微观战争》开发者，在上海一家网络游戏公司工作
春节肯定会回家，请了几天假，就是为了早点回去，可以和家人多呆几天。
每年的过年方式差不多，陪家人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回家前，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压岁钱，打算吃年夜饭的时候，拿给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们。还要抽空和半年没见面的朋友见个面，聊聊天，吃吃武汉独有的小吃。
我的父母都是很善良的普通老百姓。这些年，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回家，而是离开家的一次。那天，去汉口火车站坐车，早上九点的火车，我们八点半快到了，结果那天下着特大的暴雨，离火车站还差一点的地方，齐膝深的水淹了路面。我爸很着急，怕我赶不上火车，就扛着行李箱，淋着雨，蹚着水，急匆匆地往火车站赶。我跟在他后面，追着他，突然觉得他很伟大。
今年要搬新家了，心里很开心。想对家人说：祝你们身体健康。
以下摘自《两个人的微观战争》（《见证》第73期，2013年12月9日）
那天晚上，范芃打了个电话给母亲，告诉她，自己一直在做的那款游戏，找到了愿意为它投钱的人。母亲劝他先把工作稳定下来，多积累些经验，再考虑创业。
范芃上中学时，母亲不允许他玩游戏。他买回家的正版《帝王：沙丘战争》，被她丢进了垃圾桶里。之后，他把买来的游戏全都藏在宿舍，由此萌生了自己做游戏的念头。
范芃告诉母亲，如果接受对方这笔投资，他自己也得拿51万出来。对他的家庭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母亲说，没关系，只要你需要，我们可以去借。
“我的追求和我的温饱是分开的。有梦想，而且为此努力，我觉得挺充实的。”范芃说。
梁其伟，28岁，海南海口人，《雨血》系列开发者，灵游坊工作室创始人，现居北京
我是在海口的乡下长大的，那里空气清新，小溪里还有鱼。1990年代初，海南掀起一股房地产热，宁静的生活一夜之间被打破。后来热潮褪去，海口市区出现大批烂尾楼，成片成片，全是裸露着钢筋混凝土的废弃高楼。现在想来，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冷酷感。
我正在创业，父亲当年也曾经创业，但是在截然不同的领域。父亲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农民工、土老板，或是其它不在“精英阶层”话语体系内的群体打交道。他既有科学的知识，又有世俗的处世哲学，既坚持原则，又懂得灵活地处理实际问题，这些都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很爱我，我取得一点点成绩，她都会为此骄傲。我小时候所有的绘画草稿，以及瞎写的小说，她都整理成册。每次回家，我还是可以拿出来回味一番。她现在退休在家，正把我儿时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体的回忆录，不过她说，她不准备出版。
我经常回家，家里的空气质量比北京好，回去可以吸满新鲜空气。今年春节也会回去，为父母准备了礼物。我觉得，父母最大的期盼，就是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地按时回家看望他们。每年春节，我们一家人都会回乡下，给其他亲戚拜个年。大部分亲戚已经不在老家，只有过年这几天，大家可以互相见个面。
新的一年，我希望家人身体健康。如果有时间，希望爸妈可以趁着身体还行，周游各地。父亲其实已经没必要再辛苦工作，但也许他还在继续享受工作的成就感。不管是游玩还是工作，只要他们开心就好。
以下摘自《独立游戏<雨血> 诞生记》（《见证》第48期，2013年1月21日）
从小到大，梁其伟几乎是在全优的道路上奔跑：小学是全市最好的，中学是全省最好的，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失去推研的机会后，他开始反思这条“最优路线”：
“从小到大都在追求，盲目地追求。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为了什么，甚至不大清楚为什么要上最好的学校。究竟为了什么，让我要开始准备恶心的GRE以及比GRE更恶心的ILETS；让我要处心积虑设计一条奇怪的曲线发展路线；……让家里为了我这可能的决定而承担每年数十万的支出？”
他的结论是：“无论哪种路线，我走出去的步子都还太少。”
梁其伟从小喜爱绘画，梦想成为一名漫画家。他小时候的所有绘画草稿，母亲全都保留了下来，整理成册。
拉德万&文森特
拉德万·喀什米亚，40岁，叙利亚大马士革人，《废墟之下》开发者，现居浙江杭州
我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曾经，开放的社会和自由的环境，令它成为中产阶级的天堂。那时，茉莉花香随处可闻，人们尽情享受生活。而现在，叙利亚局势动荡，令人悲哀。
阿拉伯人在家庭价值观方面与中国人相似，注重家庭纽带，尊敬长者。我们也有与中国春节类似的节日，比如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所有家庭成员，祖父母、父母和子孙辈，相聚一堂。遗憾的是，这些年因为战乱，我们的家庭成员难以团聚，大家分散在世界各地。
过去，我们总是在祖父家聚会。家庭中的年轻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往往不喜欢这些漫长而正式的聚会，而是想去外面享受“美好时光”。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家人，这才发现自己以前有多傻，这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好时光”。
最后一次返回大马士革，是在两年前。那时的我在外漂泊了很久，对我来说，回家是一次令人愉悦的休息和精神上的放松。
如今，我在杭州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它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今年是我在杭州的第三年，以前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今年春节，我会关掉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家人一起旅行。
2014年，我希望我的家乡能够停止战争，恢复和平。被战争毁坏的地方需要重建，我们的社会也需要重新回到宽容的状态。
文森特·戈索伯，31岁，黎巴嫩贝鲁特人，与拉德万一起创立法拉菲尔工作室，现居浙江杭州
我的家乡是黎巴嫩的一个小村庄，人口不超过两千，我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生活在那里。
去年，我大概回了三四次家，每次回家都很高兴。我妈妈起初很难接受我离家远行，直到我回了几次家，她才逐渐支持我。我爸爸经常出差到中国，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我的哥哥和姐姐熟悉网络，我们经常在网上沟通，他们也都来过中国。最困难的是与弟弟交流，他比我小17岁，要找到一个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今年春节，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在中国，我有一群很要好的朋友，邀请我去他们家作客，一起过年。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否会阅读这个中文网站，我想通过它，祝他们新年快乐，祝他们充满喜悦和安宁。
以下摘自《一个叙利亚人的战争游戏》（《见证》第68期，2013年10月14日）【点击阅读原文】
未来是否会开发一款以叙利亚内战为背景的游戏？拉德万回答：会，但必须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拉德万说，他不关心政治集团之间如何角力，也不关心军事专家如何推演战争进程。旁观者只是旁观者，战争之痛，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叙利亚战乱持续两年半，已造成近十万人死亡，绝大多数是平民，包括七千多儿童。战争还产生了八百万难民，拉德万的家人也在其中。
拉德万身后的墙上，贴着几张写满字的白纸，不是工作计划，也不是名人名言，而是女儿的日记。左右两张照片，一张是女儿玩轮滑的照片，另一张是她在《无敌破坏王》海报前的留影。那是一个发生在游戏世界里的故事，有一句台词广为流传：“我是反派，那又怎样。变好无望，坏又何妨。只做自己，别无它想。”
拉德万说，曾有一位巴勒斯坦母亲打电话向他哭诉，她的孩子也遭遇了与游戏中那个不幸的男孩相似的经历。
胡珀，30岁，江苏镇江人，街机爱好者，街机前端程序EasyArcade开发者，现居江苏苏州
京口瓜洲一水间，近乡情怯更思年。我的故乡就在长江岸边，古称“京口”的镇江。
因为上大学的缘故，加上毕业后留在异地工作，镇江离我的生活已经很远，每年春节或国庆回到故乡，满眼尽是熟悉的陌生。
曾经的道路依旧，路边的景色却已翻新，主干道旁的建筑越来越高，也让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童年嬉戏的土堆，一起游戏的伙伴，早已各奔东西，为了生活而忙碌。
小时候，过年就是问大人要压岁钱。长大了，成为别人孩子眼中的叔叔、伯伯，看着小朋友们拿到礼物时的喜悦，自己好像也捕捉到了曾经的那些欢乐。
爸妈的身体还算健康，爸爸在外面跑工程做项目，妈妈在家上上网、炒炒股，还有一个远在新加坡读书的妹妹。这几年她也长大了，渐渐懂得，她的爸爸是我的爸爸，但她的妈妈不是我的妈妈。
爸妈平时也不常在镇江，爷爷奶奶早已去了很远很远的天堂享福。从小和我很亲的外公外婆，一直在镇江住着，每天看看电视，出去买买菜、打打牌。
于是，过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外公外婆家，和一堆曾经的小孩子、现在的大孩子玩耍。虽然大家都已经二三十岁，成家生子，但见面似乎还是十几年前的样子，言语间亲切熟悉。
弟弟结了婚，妹妹买了房，姐姐生了孩子，家里每年都有一些事情悄悄发生。当你知道的时候，觉得突然，又很平静。
也许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就像回家，平时你不会想到，但当你去做的时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
以下摘自《街机游戏复活记》（《见证》第59期，2013年5月28日）
胡珀是苏州一家游戏公司的程序员。公司一角，摆放着他组装的三台街机。办公桌前，两个G字夹固定着一块鼠标垫大小的摇杆面板，也是由他自购组件装配。
十二年前读大学时，胡珀经常光顾学校附近的一家小街机厅。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拳皇》同好。二三十人，有学生，有工人，有公司职员，有个体老板。一有空，他们就聚在街机厅，切磋至深夜。
如今，胡珀每月仍会去街机厅逛逛。他常去的这家街机厅，摆放着两台特殊的机器，一台《拳皇13》，一台《铁拳TT 2》，机身上贴有告示：“本机台仅供玩家交流娱乐，使用费每小时四十枚游戏币。”
“街机重交流。很多人和我一样，家里什么设备都有了，却没有朋友陪着一起打游戏了。”胡珀说。
胡珀是一位《拳皇》爱好者。“这些年，除了同学和同事，我在苏州熟识的，就只有这群打《拳皇》的。”
杨筱卿，30岁，四川达州人，前《家用电脑与游戏》杂志编辑，现居北京
最近在看《三联生活周刊》年货专刊，整本都在讲各地的年货。看着这些文字，童年时过年的情景，在脑海中逐渐清晰。过年前，妈妈开始做腊肉、磨豆腐、磨汤圆；爸爸囤积柴火，打扫房梁，整理屋檐下的排水沟。除夕那天，爷爷带着我们给过世的祖先上坟，妈妈在院子里炖猪脚，我和弟弟抢着吃猪尾巴。
今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不能回家，希望来年将父母接来北京住一段时间。其实，现在回家过年，过的也不是童年时的年。我在乡下出生、长大，从我高中开始，我们家就慢慢搬离了那里。跟我爸爸同辈的叔叔们、跟我同辈的小伙伴们，他们很多去了沿海打工。只有跟我爷爷同辈的老人，还留在那里。随着时间流逝，老人们先后去世，现在只剩下两三户老人。那些田地，早已荒芜。
多年前，我爷爷也去世了，安葬在老家，奶奶被接出来，在几家轮流住。所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老家。我家和我叔叔家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倒塌。就算回去，也没了住的地方。
虽说如此，我还是挺想回去一趟，给爷爷上坟，从我家倒塌的房子里扒拉扒拉，看能不能找出我妈妈陪嫁时的那些箱子，我爸爸穿军装骑大马的照片，我小学时的课本和作业本。也想回去看看，我家门口的李子树、橘子树，它们长得怎么样，是不是还在结果？我家房子旁边的苦楝树是不是还在开紫色的花？我小时候种下的那棵柳树，是不是还活着？太多想知道的东西，不过，也只能今后有机会再说了。
快过年了，我希望我们家平平安安，我奶奶长命百岁，我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除平安和健康外，别的其实都不重要。
以下摘自《家游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见证》第71期，2013年11月18日）
那个年代，创办一本游戏杂志，需要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勇气。历经两次申报，耗时一年有余，《家用电脑与游戏机》终于取得正式刊号，1994年6月，在旧鼓楼大街西绦胡同13号西门的半地下室里，呱呱坠地。创刊号正文48页，定价2.8元，发行2.5万册。封面是一个振臂欢呼的孩子，一台黑色的国产十六位兼容游戏机。
二十年转瞬即逝。2013年11月14日下午，《家用电脑与游戏》11月、12月合刊（总第231期）制作完成，交付印刷。这本创刊于1994年的游戏杂志，走完二十年的路程，迎来终点。记录下那些已被岁月渐渐遗忘的名字，或许是对它的最好纪念。青春终将逝去，无需祭奠。
杨筱卿是《家用电脑与游戏》停刊前的最后五位编辑之一，其他四位编辑：刘威、史泽峰、宋松、胥斌。
拉萨
拉萨（网名），41岁，青海西宁人，“模拟火车中国站”站长，青藏铁路公司普通员工
现在是铁路春运期，我们要保证广大返乡农民工和学生的安全乘车，每天都很忙，没时间回家。每年春节，我们铁路工人最辛苦。我觉得你们应该报道一下铁路客运职工的辛勤工作，他们为了大家团聚、舍弃小家团聚的事迹。
以下摘自《“铁老大”的另一个世界》（《见证》第55期，2013年3月25日）
每年有八个月的时间，“拉萨”是在颠簸的火车上度过的。坐了一整天火车，晚上回到家，打开电脑，进入游戏，登上飞驰的虚拟列车，听着列车广播的音乐，欣赏沿途风景，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
在他的组织下，模拟火车中国站的车迷们成立了虚拟中国铁路集团总公司，下设京广铁路、京沪铁路、京哈铁路、青藏铁路、武广高铁等八家分公司。人数最多时，这家虚拟铁路总公司有400多名成员，多数是业余车迷。但他们对铁路专业知识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不少工作多年的铁路职工。
这些车迷不仅以游戏模拟现实，还试图将游戏代入现实。今年年初，他们打算以虚拟铁路总公司的身份，发起募捐活动，为全国铁路局站段的贫困职工家庭捐款。这个计划因铁道部机构改革而暂时搁置。
曾经有一位68岁的老教师联系拉萨，他说自己很少离开家乡，也没怎么坐过火车，所以想在游戏里体验一下。
结束语：借此专题，感谢所有接受过我们采访的人，感谢所有愿意聆听的人。
一次又一次，被你们的笑容和泪水打动。一次又一次，被你们的真诚与勇气感染。一次又一次，因为无法将你们的声音传得更远而自责。
记得晗晗的母亲弯下腰为轮椅上的儿子擦拭嘴角时的爱怜。记得陈星汉的父亲从沉重的公文包里取出厚厚一叠资料时的自豪。记得朱奕名的母亲摘下口罩时的疲惫。记得莹莹被父亲从岸边抱上运泥船时的笑容。记得小钰的母亲谈起孩子无法与自己交流时的哽咽。记得梁健锋回忆没能让父亲过上好日子时的遗憾。记得范芃说到自己没有实力支持女友成为自由画家时的无奈。记得盼盼的妹妹看着小小的塑料鱼缸中的鱼儿时的开心。
家，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责任。回家，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无论身在何处，心之所系，家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