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文／检察官的罪过 是没把握的起诉或上诉
▲冤错案的受害者却绝不仅只有受羁押后获判无罪者，也包括因检察官滥诉而心力交瘁的被告（和家人）。（图／资料照）
江元庆先生所着《流浪法庭三十年》是笔者近年手不释卷阅读的报导文学书籍，其中的司法悲剧让身为法律人的笔者惭愧，也为司法制度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感到无力。以现行法而言，虽有《刑事妥速审判法》与《刑事补偿法》分别处理审判时间过久与冤错案补偿问题，但冤错案的受害者却绝不仅只有受羁押后获判无罪者，也包括因检察官滥诉而心力交瘁的被告（和家人）。观察近日两起无罪定谳的刑案，笔者认为，若要减少司法悲剧，须先从刑事案件的起点─遏止检察官滥诉做起。
首先，笔者想谈翁启惠先生被控贪污案。从这起案件中看到「没有把握」的检方，对被告身心与名誉带来的侵害。
2016年3月，中研院院长翁启惠被控收受贿赂。挟着社会对中研院院长涉案的关注，检方自2016年4月大张旗鼓展开侦查，舆论铺天盖地的评论已然是「未审先判」，翁院长也因此在5月辞去院长职务。2017年1月翁先生被起诉，开启近3年的法庭流浪。今年年初，翁先生获判无罪，检方亦放弃上诉。事后翁先生声明表示：「正义虽到，名誉难复。」一语道尽冤错案带给他和家人的身心煎熬与名誉受损，然这些痛苦岂是无罪判决可以弥补于万一？
翁案是重大瞩目案件，检方决定是否上诉的过程比普通案件缜密许多。据报，于一审无罪后，检方为是否要提出上诉4度举办「无罪案件审查会」，并由检察总长江惠民两度召集一、二、三审专案会议，士林地检署检察长姜贵昌及高检署检察长王添盛均提及「检视全案卷证，上诉后没有改判有罪的把握」，最后由江检察总长裁示不上诉。
当舆论称赞检方做出「不上诉」决定时，笔者不免思考若检方面对每一起案子（不论社会瞩目与否），起诉时都秉持着「没有把握就绝不起诉」的态度，想必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冤错案；若检方面对每一起大小案件，也都能秉着如同面对重大瞩目案件的谨慎，同以「上诉后没有改判有罪的把握」就绝不上诉的标准做出决定，也当然能省去被告在法庭流浪的煎熬！
第2起案件就是前总统马英九泄密案。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有罪推定」的检方，穷尽公权力追杀无辜被告的偏执。
7月12日，自起诉起历时2年半的前总统马英九泄密案无罪定谳。刑事法上，检察官应遵守「罪疑唯轻」、「无罪推定」、「有利不利皆应注意」等原则，然依笔者观察，在马案中检察官面对案件的态度，却是每遇各有可能的争点，都不变地选择对马英九负面的推论，忽略对被告有利的部分，完全是「有罪推定」的心态。
▲前总统马英九。（图／记者陶本和摄）
更甚者，北检在最近高等法院无罪定谳判决后，罕见发新闻稿批评法院「如同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甚至扬言要将相关诉讼文件「汇集成册，公诸于世」让大众公评。检方针对无罪确定判决的挑衅，处处透露对司法的不尊重，而面对北检「追杀」马英九有失分寸的行径，事后也不见检察体系长官做出任何检讨，让人失望。
笔者尊敬的《刑事诉讼法》王兆鹏老师，多年前向笔者分享他在日本考察的观察，在起诉定罪率99%的日本，检察官面对1%冤案的态度，往往是久久抬不起头。
相比之下，我国检察官却似乎不曾看过任何面对冤错案的自省与歉疚，反倒是将「滥诉」习以为常，这些少数不称职的检察官能不惭愧吗？
《刑法》第125条虽订有滥行起诉罪，却因要件严格，少见检察官被同僚以本条起诉，然检察官们切莫因滥诉不易遭追诉而轻忽滥权，面对每起案件仍要戒慎恐惧、临渊履薄，要谨慎权衡对被告有利、不利的证据，并经百般挣扎后才能起诉。
或有人以为，笔者对检察官的要求过分严厉，但「爱深责切」，正因检察官责任重大，才格外期许他们能做得更好。因此纵使笔者理解，随诉讼程序愈发完善，法院对检方举证要求更高，检察官身兼摘奸发伏与保障被告的权利的角色，万分不易，然这份不易却也是作为检察官必须克服的挑战。因此，笔者仍要告诫检察官们，务必谨记「与杀不辜，宁失不经」。若是尽力侦查后未果，至多是无法起诉的「挫折」，但没有把握的起诉、上诉造成冤错，却是难以弥补的终身「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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