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章／从浩鼎案看检察官的上诉权
▲浩鼎内线交易案一审无罪，检方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决定提起上诉。图为浩鼎董事长张念慈。（图／ETtoday资料照）
浩鼎内线交易案历经了2年的审理，2019年6月21日一审宣判，5名被告全数无罪。相较于同一事件衍生出的前中研院长翁启惠被控贪污案，2018年12月一审判决翁无罪后，检方罕见由检察总长亲自召开会议讨论后，最后认为案件很难获得改判的机会，决定「不要为了上诉而上诉」；而这次由士林地检署检察长朱家崎召开专案会议，仔细分析研议后，认为内线交易规范的是消息时间，非解盲后的结果，决定提起上诉，与先前放弃上诉翁启惠被控贪污案无关。
内线交易的立法目的是担心资讯不对称，导致投资人不进场，要处罚的理由就在于，重大讯息被少数人利用来牟利。浩鼎内线交易案主要问题就出在于，5名高层涉嫌从内部专家会议得知部分新药试验数据后，推估解盲成功机率「微乎其微」，在重大讯息公布前，抢先卖股避损，涉嫌内线交易罪。
全案的重点在于解盲失败是否属于重大讯息？该讯息何时确定？法律对于内线交易规定的是「消息明确」。检方认为新药试验过程是否顺利是影响股价的重大消息，2015年8月28日，专家会议就已经知道「恶化人数未达289」，恶化人数未达预期，纵使当时解盲结果未定，但这个讯息本身就属于影响投资人买卖的重大消息，所以重大消息已经明确。法院认为，知悉恶化人数未达289人，但未解盲前，并不知道恶化的人是在用疫苗组还是用在安慰剂组，若恶化人数都发生在安慰剂组，这样试验结果就是成功的；若两组差异甚微或是恶化人数大多发生于疫苗组，试验就会失败，此种不明确的推论，与《证券交易法》中重大消息所要求的明确性要件不符合。这与翁启惠的案子，关键在于其所取得浩鼎股票是否属于中研院技术转移的对价？要怎么证明有无期约受贿的合意及对价关系的存在？两案确实迥不相同。
内线交易自1988年起始在《证券交易法》增订刑罚，迄今虽有数百件内线交易案件遭起诉，但最后判决有罪确定之案件所占比率甚低，其关键乃在于，「重大消息」内容及成立时点的认定争议颇多。内线交易虽数度修法，希望对于「重大消息」的内容及确定时点加以明确规范，却因要件太过概括难以规范，每每徒劳无功，致使这两个争点在诉讼上都是检辩双方的攻防重点，也经常是判决有罪或无罪的关键。因此，士林地检署研议后，或许认为尚有争执空间才提起上诉。
值得肯定的是，经过专案会议讨论后才决定提起上诉，而非委由承办检察官的恣意决定，若检察机关对于每件经过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都能经由专案会议或审查会审查后再决定是否提起上诉，而不是只有针对重大瞩目案件偶尔为之，则必然能够减少人民的讼累，增加人民对于法院判决的信任度。
虽然检察官的天职是摘奸发伏，但要定人于罪应该适可而止，不能穷追猛打，对于检察权的行使该有所节制，否则就是权力的傲慢，缺乏同理心。实务上常见，起诉书仅了了数行，一旦经法院判决无罪，上诉书洋洋洒洒可达数页，但人民为应付官司，多年来奔波于途，惶惶不可终日，缠讼多年后，最终虽然获得无罪定谳，但检察官却不用负半点责任，这无异是另一种斲伤司法公信力的方式。民怨累积多了，怎么期待人民再信赖司法！
为杜绝恣意上诉，应该立法限制检察官上诉。外国法例上，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禁止双重危险原则」（double jeopardy)，对于被告一审无罪判决，检察官是不能上诉的。现行《刑事妥速审判法》已有规定「案件自第一审系属日起已逾六年且经最高法院第三次以上发回后，第二审法院更审维持第一审所为无罪判决，或其所为无罪之更审判决，如于更审前曾经同审级法院为二次以上无罪判决者，不得上诉于最高法院。」这不啻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实现，若能将此立法意旨加以扩张至限制上诉，才能使人民在无穷无尽的诉讼轮回中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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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章，东大国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国立东华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国立中正大学法学博士。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