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滥诉不如先检讨法官素质
▲要有效防杜司法滥诉，提高滥诉罚锾或是扩大处罚对象只是治标不治本，是否滥诉在法院这端便要加以审查，淘汰不适任法官才是首要之务。（图／达志示意图）
文／陈思凡
10月18日司法院及法务部对于「如何有效防杜司法滥诉」提出专案报告，拟修正《民事诉讼法》第249条、第249条之1规定，使法官得迳以「裁定」而非「判决」驳回滥诉，并将滥诉罚锾从原本的6万元提高至「12万元」，处罚对象并扩大到「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或诉讼代理人」等内容。
所谓「滥诉」有两种样态，一种则是某些人为了达成特定目的，「乱告」他人，常见的有4类，包括以一份起诉状或声请状，用相同或类似事实，向法院或多个法院重复对数十人、上百人提告；提起上百件诉讼却未缴裁判费；以语焉不详的起诉状对国内外上百人提告；起诉后不缴裁判费，声请诉讼救助被法官驳回后，又立即声请法官回避，法官驳回后又不断提起抗告，衍生出大量民事诉讼。另一种则是检察官不依证据便任意起诉或上诉。
先就第一种滥诉来说，我国宪法第16条明文保障人民诉讼权，因此，只要有人提告，法院检警都得受理，新闻报导甚至有民众接到电话说要告这支电话的使用人，该使用人就得到警局做笔录，告得是否有理要等法院判决。现行的告诉制度，告诉人不必负担任何成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不用缴纳裁判费，出现许多以「以刑逼民」的案件，许多人收到传票，吃不下、睡不着，若对方打焦土战，就类似事实提出数十件诉讼，邻居看此人传票收不完，投以异样眼光，更别说为出庭请假，工作生活受极大影响。
▲滥诉造成许多人一天到晚收到传票、跑法院，影响工作与生活，对身心都是极大折磨。（图／示意图／视觉中国CFP授权提供）
笔者认为，对滥诉者而言提高罚金并无法解决问题，反而让民众以为经济实力强者便有权胡乱告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曾就任职衙门的经验谈到：「无益诉讼，一概不理。」是否滥诉在法院这端便要加以审查，英美各国为防止滥诉皆有相关措施，例如要求滥诉人在提出任何诉讼前，要先取得首席法官同意，同时更要改变利用法院不需要支付对价的观念，未缴裁判费之案件便不予送达传票。否则，保障宪法的诉讼权，却让广大善良的民众时时刻刻陷入被诉的危机，反而严重侵害人权。
依《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1项，虽规定有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然而说到底是否起诉，仍完全系于检察官的认定。检察官本应就被告有罪或无罪的证据均要调查，而非与犯罪嫌疑人处于对立地位，反而要犯罪嫌疑人证明自己无罪，如提出不在场证明等。现行法律规定被告一旦无罪确定，对于一再滥诉的检察官，本可依刑法第125条第1项第3款，即法定刑1到7年有期徒刑的滥权追诉罪来究责。然而要能证明检察官滥诉之确定故意，比登天还难，再者又有几位有正义感之检察官，敢勇于追究「同僚」之滥权追诉罪责？不过现在看来显然关于检察官权力过大滥诉的问题，并不在这次司法改革的考量范围之内。
再者，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行政法院素有「败诉法院」之称，行政诉讼中占六成以上的税务案件，人民的胜诉率只有5%，德国财务诉讼的税捐法庭胜诉率尚且有44.08%，有勇气在接到不公正税单还愿意先被迫缴一半对财政部提诉愿，甚至请律师提出行政诉讼「告官」的民众，难道高达95%皆为吃饱太闲的好讼者吗？评估有胜率才接案的律师皆为饭桶，才智都比不上那些总是判人民败诉的行政法院法官吗？这里面哪里有鬼难道司法院都看不出来吗？法官素质的提升，淘汰不适任法官，才是司改的首要工作，望官员们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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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思凡，国立大学法律系毕。以上言论不代表公司立场，本公司保留删修权。88 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