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冤案申诉委员只能是转介平台
为了回应凯道25万人的怒吼，行政院即将成立军事冤案申诉委员会，以接受20年来，对于在服役期间死亡或失踪的军人，其家属对调查结果有所质疑的申诉案件。只是此委员会在无法律授权下，如何处理此类案件？且关于调查结果，又何能对司法机关产生拘束？
为了避免差别对待，立法者只能针对一般性、普遍性的事务为立法，致衍生出个案立法禁止之原则，而只有在相当例外的情况，才得针对具体个案为立法。而在过去，立法院也只有针对319枪击案制订特别法，以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为事实之厘清。而在此次冤案申诉的处理，由于民意沸腾的迫切性，行政院自不可能等待立法者制订法律后，才来成立申诉委员会为运作。只是在无法规范为依下，基于组织法定原则，此申诉委员会就只能是任务性的临时编组，而非常设性的机构，是否能面对繁杂的申诉案件，又能运作多久，恐皆得打个大问号。
其次，之所以要成立此等委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即是在打破公权力行使的不透明与避免官官相护的状况，则关于委员会的组成，就必须具有多样性与中立性。也因此，冤案申诉委员会的委员选出，若仍是由行政院自行决定，不仅难免于恣意，更让人对其是否能独立行使职权产生怀疑。
就算撇开上述争议不谈，但冤案申诉委员在实际运作时，恐更会遭遇以下障碍。即当其欲对受理案件进行调查时，势必得对行政机关或部队为相关资料的调阅与人证的询问，则在此委员会并非法院，又无法律授予其有强制处分权的情况下，若公权力机关与公务员消极抵抗，委员会也无可奈何，而陷入调查的困境。
更大的麻烦是，申诉委员会一旦调查完毕，且认为确有冤情的情况下，若案件未曾被侦查，或曾被侦查却已经签结或不起诉者，其也只能将相关卷证交由检察官。惟基于诉追法定原则，委员会所提供的事证，也只能提供检方参考，而不能因此强迫其开启侦查或起诉，否则即侵害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同样的道理，若案件已经判决确定，则委员会也只能将相关卷证提供给当事人或检察总长，以为非常救济的准备，亦无任何强制的拘束力。则耗费周章成立委员会并为调查的结果，最终似又回到原点。
总之，在无法律基础下所设立的军事冤案申诉委员会，虽不能以花瓶视之，却也因其无任何处分权限之故，致仅能成为一个咨询与转介诉讼的平台，或能暂时平抚民意的愤怒，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与其如此，不如趁此机会，强化与扩大法律扶助制度，才能真正帮助这些求救无援的家属。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