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陈同佳案】送中变送台，其中必有诈？
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线、港女箱尸命案凶嫌的陈同佳，将于10月底出狱，传出其愿意来台投案，但无论是法务部或陆委会却发出新闻稿强调，不接受任何未经司法互助协议的遣送。这就产生一个疑问，所谓「送中变送台」，其中是否必有诈？
就陈同佳案来说，于行为与结果地皆在台湾的情况下，基于刑法第3条的属地主义及证据搜集的便利性，自然是由我国法院管辖为优先。只是行为人在犯案后便逃回香港，就算检察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2项，以被告所在不明但证据充分来起诉，也会因被告不在台湾，致陷入停止审判的状态。因此，在行为人、被害人皆为港人的情况下，难道香港对此案没有刑事管辖权吗？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国家，除属地管辖外，还会有属人管辖的规定，如我国刑法第7条或对岸刑法第7条第1项，皆规定本国人于领域外犯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皆为刑法效力所及。而就英美法来说，就比较强调属地主义，于属人主义，就显得有所保留。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英美法采行当事人主义及陪审制度下，所有证据都须于法庭上提出，故本国人的域外犯罪，相关证据皆不在国内，就易陷入搜证，甚至是审理的困难。
而就香港来说，虽在1997年回归中国，但因实行一国两制，于刑事管辖权的认定还是沿袭英国法制，故于陈同佳案，就只针对其回港后的窃盗、洗钱等罪为诉追，控方虽曾向法院追加杀人罪的诉因，却被香港法院所拒绝，凸显属地高于属人的管辖权特性。
只是法务部指出，陈同佳的杀人行为应在来台前就有预谋，港方仍可以其犯预备杀人在想港，致有属地管辖权。惟所谓预备或预谋，成罪要件不够明确，更少有外显的行为，既易落入恣意判断，也不易找寻证据。总不能以事后用行李箱装尸体，即认定买行李箱就是预备杀人。更何况，就算找到证据，也只能针对预备杀人的部分，不能因此就推断有杀人既遂。
不过，香港对杀人罪管辖的欠缺，难道不能由台湾所提供的诸多证据来加以弥补吗？这里必须考量的是，我方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如目击者的供述笔录或鉴定报告等皆属传闻，在无任何可信性担保下，都必须被排除于法庭之外。起诉后，若无法在技术上，让位于海外的人证接受当事人的交互诘问，既无法实践程序保障，也可能陷入审理不能的状态。
故在目前，台、港对于陈同佳杀人案皆有其诉追困境下，惟有借由刑事司法互助才能去填补这个治罪漏洞。而就港府来说，原想以通过逃犯条例的修正来解决，却因此引发怒吼而撤回，致会走向个案协商，以图纾解群众运动的压力。但就我政府而言，对于香港以此案为由来修逃犯条例，已有不满，自然对现今送台一事，浮现更多质疑，致会以签订常规性的互助协议为诉求，以免掉入一中的圈套。双方的想法与目的皆可理解，却使本案的僵局难在短时间内被打破。
试想，如果没有引发如此大的风暴，陈同佳案的司法互助是否会变得如此复杂，实在耐人寻味。不过，台、港两方的主事者都须体认，既不会因签了司法互助协议，就代表主权独立性得以伸张，更不会因把人犯送台，就可解消人民的怒吼。更重要的是，任何政治的算计都不应超越生命权绝对保障，这个最高且最重要的普世价值。
好文推荐
●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