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辩护人》：守护人权与法治的价值
▲《正义辩护人》以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武铉为故事原型，以发生在光州事件后一年的「釜林事件」为背景，主角因此踏上人权辩护之路。
电影《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席卷韩国票房，在台湾也开出票房佳绩，同时再度唤起观众对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的认识。饰演本片司机大叔的宋康昊曾多次获得韩国电影奖项，有韩国「国民影帝」之称，《正义辩护人》则是他于2013年主演的电影。
本片以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武铉为故事原型，并以发生在光州事件后一年的「釜林事件」为背景，描述由宋康昊主演的一位税务律师宋佑硕，因为亲如家人的老板娘儿子朴镇宇，被依赤色分子（共产主义分子）罪名被捕，而踏上人权辩护之路。
贯穿本片的釜林事件，发生在1981年的釜山，当时的全斗焕政府为整肃赤色分子，以阅读禁书为理由，逮捕在釜山组成读书会的22名大学生，并以违反《国家保安法》罪名起诉，被告个别被判处1到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想起发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同样是以肃清异己为由，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严重侵害我国宪法第11条所保障的：「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进一步以本片剧情来看，会发现不仅起诉的罪名有疑，程序上也完全不符合法治国该有的样子。首先，警方在未出示逮捕令的情况下，就将朴镇宇抓起来，若依我国《刑事诉讼法》来讲，虽有规定无须令状就能直接逮捕的情况，但此情况是在遇到现行犯、通缉犯或是犯罪嫌疑重大者身上。
宋佑硕律师在对逮捕学生的车东英警官问话时，车东英以《国家保安法》的程序是「先逮捕，再补相关手续」作为理由，而《国家保安法》的制定背景，其实是1948年为对抗朝鲜（北韩）政府所立，主要内容为处罚反国家、反政府行为，与我国在迈向民主化前曾经历的过去颇为相似，显示在独裁政府下，法律的空转及对人权的压迫。
除此之外，警方对学生以刑求、逼供的方式迫使他们认罪，也是现代法治国完全禁止的，更不得以此逼供下的自白书做为证据；而程序上，被告进入法庭，却仍被上手铐，是违反韩国《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等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的规定，一再显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凌驾法律，更遑论正义能水落石出。
在观看本片时，读者或许会对司法的黑暗和不公平感到气愤，但除此之外，人民的无知与冷感是同样可怕的事。在观察宋佑硕律师的心境转变，会发现与计程车司机相同，一开始在看到社会事件时，都曾说过类似「好好的大学生不读书跑去抗议」的话（在台湾似乎也不陌生？），正因自己平时奉公守法，努力追求安稳的生活，对它们来说，滋事的群众就变成无所事事、破坏社会安稳的毒瘤。
另一方面，釜林事件和光州事件都因消息遭政府控制，因此人民透过电视、报纸接收不到真实的消息，甚至是遭到窜改、刻意丑化当事人的新闻，使人民「知的权利」受到严重限制，宋佑硕律师也是因为朴镇宇被捕，才得以发现事情的真相。这时，我们会发现宪法所保障的新闻自由有多重要，虽现今台湾社会对媒体乱象的批评没有少过，媒体自有该检讨的地方，却也不能否认媒体具有监督政府，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的重要性。若当媒体成为政府控制的发声管道，人民失去真相，将使政府的权力无限上纲。
当人民对政治无感，对社会事件冷漠，就可能放任政府权力的膨胀与为所欲为，而抗争行动正是那个时代对独裁政府的不满，以及对民主的渴望。套句朴镇宇说的台词：「如果参加示威就要遭到天谴的话，那些逼得大家不得已进行示威的人们，该得到什么惩罚？」
我国与韩国，在转型成民主国家的道路上，有许多类似的历史轨迹，透过《正义辩护人》这部电影，不仅是对法律、政治和历史的认识，也是反思并珍惜现代得来不易的民主价值。（本篇图文转载自法操FO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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