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RCA史上最大工殇案 迟来的正义绝非正义
▲RCA工殇案三审宣判，判赔劳工5亿元，创下我国工殇赔偿最高纪录。但如此判决结果却不能与实质正义划上等号。（图／记者杨佩琪摄）
抗争超过二十年、诉讼也已十年的RCA案，最高法院终于在今天（8月16日）自为判决，判赔劳工5亿元，创下我国因工殇赔偿的最高纪录。如此判决，在形式上或为被害人伸张正义，但决不能与实质正义划上等号。
类如RCA的工殇事件，即便有众多劳工因受工厂污染而罹癌，甚至死亡，但欲请求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却存有诸多障碍。因受害人数众多，就算团结所有劳工对企业提告，恐也会陷入小虾米对大鲸鱼的困境。尤其在请求金额极为庞大，如RCA案请求的27亿元赔偿，马上得面临缴交百分之一诉讼费用的障碍，更无庸谈可能也是极为高昂的律师费用。也因此，RCA案也是随着法律扶助制度的健全，才得以进入法庭诉讼，虽显示台湾人权保障的进步，却也凸显一种悲哀。
而就算RCA案得以进入法院审理，但关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原告就须证明行为人有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权利，始足以当之。只是所谓故意或过失，乃存在于人之内心，如何证明，实有其困难，且若造成侵害者为大型企业，关于此主观要素，更难为认定。
更麻烦的还不仅于此，就算能证明侵害者有故意或过失，仍得证明行为与受害结果有因果关系才行。民事诉讼，原则上法院不为职权调查，关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自然落在原告一方。
但在环保、消费诉讼场合，欲证明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本就有难度，且当事人间往往存有极大的地位差异，再加上资讯几乎掌握在强势的被告方，就算原告提出污染事实及受害结果，也会被对造轻易卸责。原本已处于劣势的原告，就得面临长期诉讼的煎熬与承担举证不足的败诉风险，RCA案正是暴露此诉讼问题的显例。
不过从RCA案的第一、二审判决，皆沿用在日本被称为「疫学因果」的理论，即只要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对于身体损害具有盖然性，不一定要在科学上得到绝对验证，就可认定两者间具因果关系，应由被告负起赔偿责任。最高法院甚至少见的开启言词辩论，以来确认如此的因果关系。同时，关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10年请求权时效，对于时效起算点的大胆认定，更是台湾司法从消极走向积极的进步。
司法如此的重大突破，算是为RCA受害工人主持了公道，但在原告人数超过四百人，且已有人死亡下，就算赔偿金额超过5亿，实也显得不成比例。尤其仍有部分发回更审，甚至遭驳回的情况下，这些可怜的劳工仍得继续缠讼，或者欲哭无泪。更麻烦的是，就算有劳工已获得胜诉判决确定，但被告方为跨国企业，是否已将在台资产加以转移或隐藏，又会面临执行的困境。也因此，迟来的正义，绝不能等同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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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