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然／【浩鼎案省思】乌龙起诉后的迟来正义，非正义！
2018年12月28日，士林地院针对喧腾一时的浩鼎案，认为检察官的举证，无法使法院合议庭确认被告二人涉有公诉意旨所指的「期约贿赂、行贿、受贿」等犯行，因此判决被告二人无罪。据报载，被告之一的前中研院院长翁启惠对于该判决结果，以「正义虽到，名誉难复」为题发表声明，并且表示希望检察官不要上诉，让伤害到此为止。
事实上，浩鼎案并不是司法界的个案，我国刑事被告遭检察官提起公诉后，经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例，所在多有。依据法务部在2011年至2015年统计资料，我国地方法院刑事案件平均定罪率虽高达96.33％，但在妨害性自主罪、妨害名誉及信用罪、背信及重利罪、恐吓及掳人勒赎罪、贪渎罪等犯罪类型，平均定罪率却不到90％；其中，贪渎罪的平均定罪率仅有70.98％，2015年度更只有66.63％，表示贪渎罪的刑事被告，有大约三成比例在起诉后会获得无罪判决，而上述的浩鼎案即为其一。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1条、第251条，检察官侦查所得的证据资料，足以认为被告有犯罪嫌疑时才能提起公诉；提起公诉后，检察官在诉讼中要负责证明被告的犯罪事实。如果无法在刑事诉讼中证明犯罪事实，法院就会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做出无罪判决。
此外，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条「客观性义务」，检察官对于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应一律注意；然而，我国检察官可能基于「追诉犯罪」的使命，或为配合法务部刑事政策的考量，侦查往往是朝着不利于被告的方向，并未完全落实「客观性义务」，忽略了其他有利被告的证据即草率提起公诉，而这些都是降低定罪率的原因之一。
定罪率，在统计资料中虽然只是一个比率，但在实际案件中并非如此。被告虽获得法院的无罪判决，但过去因为检察官的侦查与起诉，早已让被告的名誉权长期受到侵害，且造成被告身心备受煎熬，甚至影响个人日常生活及家庭，对人格权、工作权及被告的家庭产生侵害。而在法院判决无罪后，检察官仍可提起上诉，更让上述权利的侵害加剧。
笔者观察，近年来高检署「命令」地检署提起公诉的案件也时有所闻，去年新闻报导高检署针对台北市政府前处长的收贿案件命令起诉，即是一例。然而，高检署并未实际从事犯罪侦查，也未面对刑事被告，对于犯罪事证不若地检署熟悉，却可只凭「书面资料阅览」，即命令实际从事侦查的地检署提起公诉，此种现象并不合理！
在笔者执业经验中，曾经办过由高检署「命令起诉」，而地方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但该案件高检署竟以「让法院有表示意见的机会」为由，而非被告罪证明确为理由命令起诉，完全违背《刑事诉讼法》第251条规定。若是高检署的法律见解与法院有所歧异，应当召开研讨会或法律问题座谈会进行讨论，而非以「命令起诉」的方式，将人民当成司法机关的白老鼠！
因此，笔者在此呼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应审慎考量侦查所得的卷证资料，在侦查中也应秉持「客观性义务」，切莫基于使命感、政策或业绩考量，在罪证不足的情况下执意提起公诉；否则案件经法院判决无罪，不仅有损检察机关的形象，更严重侵害被告的名誉权、人格权、工作权等基本权利。
甚至在法院判决无罪后，检察机关也应审慎思考是否继续提起上诉。在罪证确实不足的情形下，不可碍于颜面执意上诉，而进一步戕害人权。如此才能避免滥诉侵害人民权利，符合政府推行司法改革以达到人权保障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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