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吴景钦／【花检公审幼童】检警关系争议 检座失控员警还作陪
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林俊佑因怀疑女儿被霸凌，而带警察强行进入幼儿园讯问，随行的司法警察却仅以缓起诉与管制升迁来究责。而这个事件也正凸显了现行检警关系的争议。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28条第1项及第229条以下，检察官为侦查主体，司法警察则为其辅助机关，之所以会如此设计，就是借由检察权来抑制警察权的滥用。而根据调度司法警察条例第11条，检察官对司法警察还具有奖惩的权力，以让检察官能为更有效之监督。
▲花莲地检署检察官带员警闯幼儿园讯问幼童事件，凸显现行检警关系的争议。（图／记者王兆麟摄）
但就现实面来说，真正实施犯罪调查且具有此等专业者，必然是司法警察，而非检察官，因此就出现了法律应然面与实然面的落差。而《刑事诉讼法》为了迁就此等现况，也做了些许调整。如《刑事诉讼法》第231条之1第1项，对司法警察移送的案件，若有不完备之处，可以退回要求调查。又如尸体相验，原以检察官为主体，但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2项，其仍可命司法警察会同法医行之。凡此种种，都是在现有的制度之下，为因应现实所做的调整。
只是如此的微调能否使检察官能有效且合法的监督警察权，一直有疑问。而如花莲检察官为私人事务而找休假警察来围事的荒唐行径，却暴露检察权过大，反倒无人可为抑制的现况。也因此，现行的检警关系就有全面检讨之必要。
若要符合现实运作，势必得考虑让检察官退出侦查，而如英美法等国家，退化至单纯的国家律师。惟先撇开检察体系必然强烈反弹不论，一旦如此改变，则抑制警察权就得转由法院来承担，但本于法院的被动与消极性，能否有效监督，实有相当大的疑问。若为防止如此的问题产生，就得在侦查阶段设立预审法官，但这又会混淆法官该有的中立地位与角色。
而另一种调整的作法，即是学习日本的双侦查主体制度，让司法警察为第一线侦查者，检察官只是列为第二线的备位侦查者。只是如此的设计，仍摆脱不了检察官有权指挥警察的阴影，若运作不当，更会产生冲突，与现行制度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检警关系如何调整尚且必须深思熟虑的现阶段，花莲地检署检察官事件的反省，实更该强化司法警察的法治观念，此即虽必须听从检察官指挥，但违法的命令并无遵从之义务，若因此服从，依据刑法第21条第2项但书，并不能阻却刑事不法。总之，司法警察若一切依法、从法，而非依照检察官个人意志来行事，则现行的检警关系就算不调整，也能顺畅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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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