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皓明／沉冤难昭雪 修法开启再审大门
东港渔民林进龙10年前涉嫌运送走私的海洛因，被重判18年徒刑定谳，逃亡多年声请再审翻案成功，检方上诉后虽然发回更审，但法院9月底二度判他无罪。再审是人民司法救济非常重要的机制，许多冤案透过再审的方式获得平反，但开启再审的大门容易吗？
再审，是让某些「事实有误」的判决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原本对于确定的判决（例如最高法院的判决、超过上诉期间的判决）不能不服输，但法官也是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如果判决认定事实有错误，就可以透过再审来翻盘，再打一次官司。
可是以前《刑事诉讼法》420条第1项第6款规定，只有「发现新证据」才可以声请再审，所以《刑事诉讼法》在2015年修正时，可以说是刑事再审制度的重大突破。
修法前的司法实务对于「新证据」的认定非常严格，超越法条规定独创「新规性」和「确实性」要件，所以再审的成功率非常低。
所谓「新规性」是指只有原审审判时就已经存在，因为没被发现、来不及调查，原审判决后才发现的，才算新证据，原判决确定后新发现的证据，不算新证据。例如，判决后才做的DNA鉴定，因为不是「判决当时存在的证据」，所以不能算是「新证据」（最高法院35年特抗字第21号判例）。
而「确实性」是指新证据本身没有明显的问题，不须调查真伪，显然就可以动摇原确定判决。例如，新发现的证人可以作为被告不在场证明，但不能直接证明没有犯罪，所以不能算是「新证据」（最高法院19年抗字第8号判例）。
只有少部分的判决坚守正义（也和修法后的见解接近），不要求提供能够完全推翻旧证据的新证言或新证据，只要足以证明事实的真相就够了，在当时相当可贵（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764号裁定）。
明明都是影响判决的有用证据，却不能被拿来使用，司法实务的这些条件根本不符合一般人的逻辑，让司法救济的功能丧失。立法者认为这样的要件毫无合理性和必要，更对人民受宪法保障、依循再审途径推翻错误定罪判决的基本权利，增加法律没规定的限制，因此决定修法。
为求发现真实并避免冤狱，于是在第1项第6款增加了「发现新事实」的要件，并删除「确实」二字，增订「单独或与先前之证据综合判断。除此之外，也直接明定新事实及新证据的定义，只要是原审判决时不知道的事证，不管是在判决前存在或判决后才出现，全部都可以用来声请再审，所以新发现可以作为被告不在场证明的证人，就可以声请再审。
而且修法理由特别提到，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可协助法院发现事实，但也有因科技进步推翻或动摇先前鉴定技术的时候，美国的「无辜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已借由DNA证据为百位以上被告平反冤狱。所以新事实或新证据也包括鉴定方法、鉴定仪器、鉴定所依据的特别知识或科学理论有错误或不再可信，以及使用当时尚未存在的鉴定技术，这些「新技术推翻旧技术」的情况也可以成为再审的理由。
也就是说，只要有新事实存在，不论是单独或和先前证据综合判断，只要有足够依据认为可以动摇原确定判决，就能开启再审程序，不再受到过去法院自创的新规性、确实性限制，像前面例子提到的DNA证据、证人就都可以使用了。
修法后，最高法院在2015年3月24日第5次刑事庭决议中废止了8则再审相关判例，司法实务见解也改变了，过去必须要有确实的新证据，现在不论是单独或和先前的证据综合判断，只要新事实或新证据使再审法院对原本认定的事实产生「一定程度的合理怀疑」，并相信有动摇原确定判决的可能性存在，就可以成为再审理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425号裁定）。
再审新法修正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1项第6款，而「新证据、新事实」可说占了我国声请再审理由中的大多数。放宽了新事实、新证据的认定，许多案件也得到再次检视的机会，像台中高分检为郑性泽杀人案声请再审成功而且获判无罪，而归仁双尸案也在18年后提出新证据开启再审。虽然开启再审不等同于翻案成功，但过去几乎不可能推翻的高墙如今已经倒下，有如档门神的判例也废止，许多冤案找到了生机。
我们很难想像冤案的发生，但事实证明冤案确实存在，而且付出的代价太高，牺牲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时间或是国家赔偿负担，司法见解修正的同时，更该思考如何避免冤案发生。（本文转载自律师谈吉他粉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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