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虚岁65买敬老票被诉诈欺？滥行起诉谁监督
▲未满65岁却买敬老票被诉诈欺？即便行为人故意贪小便宜，但差额也不值得起诉，检察官应以微罪不举的缓起诉处分。（图／视觉中国CFP）
据新闻报导，2019年11月有位差两个月才到65岁的妇人，因买敬老票搭火车被列车长查知并因此报警，之后被检察官以诈欺罪起诉。此案虽经新竹地院以无诈欺故意，亦无施用诈术为由，判处无罪。但此案过程却让人反思：区区83元的票价差额，何苦动用珍贵的司法资源，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对于诈欺罪，除主观上须有意图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的意图外，还得在客观上施用诈术且因此使人陷入错误，致交付其财物，使能该当。而诈欺罪的要件之所以如此严格，有很大的原因是在避免将单纯的民事不法入罪化，毕竟刑法是所有法律规范的最后手段。
以未满65岁却买敬老票来说，客观上，确实有施以诈术之嫌，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此的手段有无使人陷入错误之可能，却有很大的疑问。尤其在主观上，如果是对65岁的界定产生错误的认知，就不可能是故意，顶多为过失；在诈欺罪不处罚过失的情况下，此类行为根本不具有刑事不法性。
但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有此误认？这当然还是得从客观事实来判断，若买票者距离65岁仅数月，且按照如此年龄层者普遍仍习惯以虚岁来计算年龄，已能证明行为人所言不假，检察官自应以不起诉处分为终结。就算认为行为人是故意要贪小便宜，区区83元的差额也不值得起诉，检察官应以微罪不举的缓起诉处分，尽早让被告脱离刑事司法程序，让此事件回归民事法解决。
就上述事件来说，列车长对未满65岁却买敬老票的妇人，不让其补差额，却以诈欺现行犯报警处理，实就得检讨，如此明显属于民法的问题，为何还要求以诈欺罪举报，到底是台铁的内部规则出现问题？抑或仅是列车长个人行为？再来，警察对于此类属于民事不法行为，却仍以刑事案件处理与移送，除了凸显执法者的法治教育必须加强外，恐还来自于警察并无处分权有关。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2项，对于现行犯，法条规定是应移送检察官，就算是属于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还是得得到检察官同意，才不予以移送。换言之，对于现行犯，警察并无权为释放，未来是否让警察有某种程度的微罪处分权，或可为立法论的考量。
当然，最该质疑者还是检察官对于犯罪成立要件的该当与否，似乎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面对如此的滥权起诉，或可借由检察长发挥检察一体的功能来防止，只是目前检察长对于检察官起诉案件，虽有核阅之权，似可因此对不当、甚至不法的起诉来纠正。但问题是，目前的核阅恐都是由襄阅主任检察官来检查错字与否，早已流于形式，若检察长针对案件有所意见，反可能招来干涉办案的质疑。而如果此途径不通，则起诉后，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61条第2项，仍可由法官来为起诉审查，以驳回不当的起诉；惟此规定从2003年增订至今，院方对于检方似乎多所礼遇，致使此条文早已是宣示重于实质。
也因此，即便是明显滥诉，似乎很难在刑事司法的初阶段就被拦阻，只能待实质审判而为无罪判决来防堵。但又有问题的是，目前《刑事诉讼法》对于无罪判决，检察官仍可上诉，这实严重违反双重诉追之禁止，也让被告继续纠缠于诉讼中。更惨的是，即便最终无罪确定，但若被告未曾被羁押，也无请求刑事补偿之可能。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司法人员必须在此案件的职务上犯罪，且经判决确定，当事人才可请求国家赔偿。但问题是，检察官滥诉，连被以滥权追诉罪起诉的可能性都无，更遑论有被判罪确定之可能，国赔请求有如天边的云彩。凡此种种凸显出，目前对于检察官的滥权起诉，或设有诸多监督机制，却几乎无以发挥任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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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