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大法官开庭】法庭之友让审判听见民意是助力或阻力
▲《宪法诉讼法》三读通过，将引用法庭之友制度，让司法能听见民意，希望成为裁判时的助力。（图／记者屠惠刚摄）
立法院通过《宪法诉讼法》，将大法官的释宪由现行的会议形式转成实际的审判模式，且针对人民声请释宪因此所为的违宪裁判，也直接及于个案。此外，为了使宪法裁判能够广纳民意，亦沿袭外国法的法庭之友制度，征求利害关系人能出庭提供意见。只是如此的制度，到底是宪法法庭裁判的助力，还是阻力，却有讨论之余地。
现行的释宪制度虽允许人民于个案救济途径已穷尽，致可因此声请释宪的规定。惟因大法官所能审查者，并非判决本身，而是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是否违宪，故即便宣告违宪，声请者也只能依此解释，向法院声请再审或由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才能扭转裁判。而由于这种审查乃偏向于抽象的法规，下级法院也可自行解释大法官的意思，就常使违宪宣告仅具有宣示意义。
为了解决此问题，在《宪法诉讼法》第59条第1项，就规定人民于用尽救济手段后，除裁判所适用法律违宪外，裁判本身若违宪，亦可因此声请宪法诉讼。且根据《宪法诉讼法》第62条第1项，若认为裁判违宪，就须立即撤销，并发回管辖法院，以免使宪法诉讼形同具文，致具有实质的效力。
只是如此的设计是否会让宪法法庭成为「第四审」，实也未知，就得看未来宪法的门槛，到底是宽松或严格而定。也因宪法诉讼具有直接及于个案的效力，其审理程序就必然得公开且为言词辩论，而由于宪法诉讼往往涉及多种层面之考量，所必须考量的因素相当多，就与立法形成产生相类似的情况。但宪法法庭的法官仅具有法律专业背景，为了避免过于武断，势必得征求更多的专家意见。
也因此，于《宪法诉讼法》第19条第1项就规定，宪法法庭审理案件认有必要时，得依职权或依声请，通知当事人或关系人到庭说明、陈述意见，并得指定专家、学者、机关或团体就相关问题提供专业意见或资料。同时根据同条第3项，这些提供意见者还得揭露与当事人的关系、是否受有金钱支助等等。而根据《宪法诉讼法》第20条第1项，利害关系人亦在得法庭许可后，提出专业意见，并揭露其与当事人之关联。凡此有关法庭之友的设计，都在借由专业意见的提供，以让宪法法庭能更广泛的考量所有可能的因素。
只是能否成为法庭之友，裁量权乃在宪法法庭，就陷入一种不确定。其次，这类法庭之友，虽在法律上不属于鉴定意见，不具有拘束法官的效力，但是否会产生实质影响，实属未知。此外，法律要求必须揭露与当事人的关系，尤其是报酬多寡这类的资讯揭露，宪法法庭必须查核至何种程度，或只是形式审查，也无法从条文中看出。更重要的是，若揭露受有高报酬，是否会使宪法法庭对于当事人产生不利的偏见，甚至否定此等意见，也是一大问题。
总之，借由法庭之友来广征意见，以弥补法官知识之不足，这方向值得肯定，就算法无明文，法院也可行之，如智财法院，早已行之有年。惟一旦将之制度化，则这些法庭之友到底会成为法庭审理的助力，抑或阻力，恐皆有待三年后实施，方能见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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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