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国民参审后 刑事证据开示如何让两造武器平等
▲国民参审后，为防止法官与平民审判者产生预断，势必得从卷证并送改成起诉状一本，又为了维持武器平等，也得引入证据开示制度，但怎么开示又是问题。（图／视觉中国CFP）
司法院正研拟国民参与审判制度，为了防止法官与平民审判者产生预断，势必得从现行的卷证并送改成起诉状一本（参考吴景钦／老调重弹的起诉状一本）。而为了维持武器平等，势必也得引入证据开示制度，也是目前司法院正紧锣密鼓研拟之处。只是到底怎么个开示法，却又是个问题。
依据目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起诉后，必须将卷证一并送至法院，故被告律师就可因此阅卷。而因所有卷证，可能因检方未为筛选，致不管与犯罪事实有无关连，都可由律师进行阅览。只是如此的卷证并送，虽是对被告方的全面开示，却也显得杂乱无章，更得耗费相当多的时间，进行卷宗的影印与消化。尤其在今年《刑事诉讼法》修正，虽增加羁押审查前，被告律师得为阅卷之规定，但在我国卷证尚未进入e化，势必仍得耗费极大的人力与时间阅览，这必对被告方的诉讼准备，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正式审判前，卷证已送法院，就易使法官产生先入为主之预断。
故在采取人民参与审判制度之后，为了避免审判者未审先判，就必得走向起诉状一本，即检方起诉后，仅将起诉状交由法院，卷证则保留。为了保障被告方的诉讼权，就因此必须有证据开示制度的配套。而关于证据开示，有采取全面性，即不论与犯罪成立有无相关，一律给予被告方阅览；好处是被告律师不会因此受到检方的隐瞒，但也因此会造成程序的延宕与杂乱，故采取阶段性开示，就成为主流。
至于所谓阶段性开示，可以日本为例，即于准备程序，检方必须向法院提出记载待证事实的书面，并送达被告或其辩护人，而此书面不能记载可能使法官产生预断或偏见的证据。而针对待证事实，检察官亦须提出用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调查之请求，且必须尽速对被告方为开示。若为证物或证据书类，也要让辩护人为阅览与抄录的机会；若属于人的供述，关于供述者的个人资讯及供述书面，亦有让辩护人阅览或为抄录的机会。而为了防止检方隐匿有利被告之证据，故于第二阶段，就是由被告律师要求检方必须开示之证据。最后，亦是由被告律师请求检方开示，可能与待证事实有关连之证据。
故借由阶段性开示，既可避免检方胡乱提供证据，也方便被告律师为诉讼准备。惟如果被告律师并无取证之权利，如日本或台湾之情况，能否确知检方是否隐瞒，实就会出现问题。尤其辩护人所提出的类型化证据开示，若不够具体与明确，法院也无从裁定检方到底要出示哪些证据，这就成为阶段性开示所可能存在的最大问题。
同样以日本为例，于2009年实施裁判员制度后，虽然扩大了证据开示的范围，被告方却仍是处于绝对劣势。故于2016年，《刑事诉讼法》大翻修时，为了平衡两造的武器平等，除再扩大检方的开示范围外，亦要求其于准备程序，先行提出卷证清单一览表给被告律师，以能使其更有效提出要求开示之证据。如果已经实行此等制度近七十年的日本仍有诸多问题，则正处研拟阶段的我国来说，恐有更多必须考虑的因素存在，不得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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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