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法治教育能弥补法官与国民法官的不对等吗
▲为避免国民法官沦为花瓶，在未来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司法院与法务部必须强力推动法治教育。（示意图／CFP）
立法院于2020年7月22日通过《国民法官法》，并预计于2023年1月1日实施。因国民法官是采取合审合判的审判模式，这就不免让人怀疑，3位具有法律专业的法官是否动辄影响6位国民法官？而在《国民法官法》已经通过，不可能在未实施前又改成陪审制度下，如此的质疑肯定会一直持续。在制度不可能修改的前提下，是否有可能在制度实施前，借由强化法治教育，扭转这种不对等的状况呢？
关于国民法官与专职法官的不对等，除了特殊的评议方式外（可参考吴景钦／附条件的多数决恐让国民法官仅为橱窗作用），也反映在审理程序上。如依据《国民法官法》第69条第1项，关于证据能力、调查证据的必要性与法令之解释，乃专属于3位专职法官，虽然为此等决定前，法官可以听取国民法官的意见；国民法官有疑问时，也可请法官释疑，但除非国民法官有足以说服法官的能力与权力，否则最终决定权仍落在法官身上。
也因此，为了避免国民法官沦为花瓶，在未来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司法院与法务部恐得强力推动法治教育。而由于国民法官必须与法官共同决定犯罪事实与量刑，故除了刑事程序外，也少不了全民对于刑法的了解与认知。只是麻烦的是，目前的刑法条文往往艰涩难懂。
如常引发争议的责任能力判断，依据刑法第19条第1项：「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罚」，如此的文字不要说一般人，恐怕连法律系学生都有解读的困难。甚且，于实际审理上，在精神鉴定者出庭接受交互诘问前，因采起诉状一本之故，国民法官并无法接触到精神鉴定报告，仅能当庭聆听，则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下，如何能为吸收？如何能为讯问？又如何避免被法官所主导？
刑法在未来两年半不可能全面白话文，似乎只能借助较为活泼化的书籍、漫画或戏剧来强化人民的法律意识。如以国民法官沿袭最多的日本裁判员制度来说，从2009年5月21日实施前至今，就有官方与民间出版的小说、戏剧、电影、漫画、卡通，甚至电动游戏等等，试图拉高平民的法律专业。只是如此作法的成效极其有限，原因无他，法律本身就是一种专业，不是可以靠动漫或影视作品就可以提升到与法官相同的程度。
事实上，人民参与审判，所要借助者绝非其法律专业，而是希望借由多元的想法与视野，来弥补司法者的恣意与专断。若果如此，欲想借由强化国民法官的法律专业来与专职法官相抗衡，不仅可遇不可求，也凸显此等制度的先天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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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