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法官够国民吗

检辩双方及被告在中间讨论时间，专注看着投影萤幕上审判长与国民法官讨论案情。（陈俊雄摄）

立法院持续审查「国民法官法」草案，民进党将采取「不间断不休息投票」赶夜车，目标是在22日完成三读。根据司法院的草案内容，除少年、烟毒案外，只要10年有期徒刑以上或故意犯罪致人于死者，于第一审就强制进入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范围。而此类案件，要由3位专职法官及6位国民法官来组成合议庭审理，至于这6位由平民所选出的国民法官，既与法官同席，也可直接讯问证人、鉴定人或被告，更须决定犯罪之有无与量刑。

因此若相比于陪审制，陪审员仅能在旁被动聆听，且只决定有无犯罪，国民法官的权力更大，表面上似更能彰显人民参与审判的目的，但是否如此，却不能仅看形式。

首先，除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外，现行《刑法》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实不多见，却集中于《贪污治罪条例》，如违背职务受贿、收取回扣、以公用运输工具运送违禁或漏税物品等罪。而此类案件，很容易与高层公务员产生连结，致带有政治性，由国民法官审理，不免带来是否受意识形态影响之疑虑。

而就6位国民法官的产生来说，乃是从23岁以上国民随机抽选，在剔除具有法定排除事由者后，还得进入voire dire程序，即接受检察官与被告律师的询问，以来剔除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候选者。只是对于合议庭的3位专职法官，除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回避事由外，若当事人认为有偏颇之虞，仅能由当事人向法院声请回避，并由院内3位其他法官组合议庭为审理。

如此的程序，既有道德风险，当事人也无从借由询问以得知法官是否会因政治倾向影响公正性。尤其若再考量法官于审判中的优势地位，受到严格检验独立与中立性的国民法官，反易沦为配角的地位。

因在陪审制度中，法官除须在审判前及评议前，对陪审团为重要法律原则的教示外，不仅在法庭位置有所区隔，法官也不能进入陪审休息室，更不能于陪审团评议时在场，以免污染陪审员的心证形成。但采合审合判的国民法官制，无论在法庭内外，与3位法官无所区隔，还须进行中间讨论，这在无形中，就增加法官影响国民法官意见的可能性。

而在评议时，与陪审制原则采一致决不同，国民法官制度若要判被告有罪，须至少有2/3的人数同意，且至少要有1位法官的意见在其内。至于量刑，虽采过半数决，却也须至少1位法官的意见加入，始能达成评议，故国民法官的人数优势就因此被解消，甚至成为背书的角色。尤其是国民法官审理者几乎集中于杀人或如酒驾致死的案件，既得面对法庭所呈现的凶残证据，还得承受是否判死的舆论压力，致可能带来之后的心理后遗症，却无法从国家得到任何赔偿。这是否超越了宪法所课予人民的义务，实值得深思。

在民进党的党纲里，针对刑事诉讼是主张陪审制度，至今未有任何变更。但为何在执政后，对陪审制嗤之以鼻，并力推半套司法民主的国民法官制，实显得极端讽刺，莫非是为了执政者的利益，才进行这场「假改革」！

（作者为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