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看一叶舟：叶家兴》名表、肥胖与贪腐
立委苏震清涉贪遭起诉，移审法院时称自己考大学时英文0分，没有能力在海外生活。（本报资料照）(资料照,林和生摄)
4年前《纽约时报》有篇著名的报导〈他们掌权，豪夺百万〉（They Held Power. They Stole Millions.），列名多位涉及贪腐及洗钱的外国政要，并详述美国司法部努力追查其犯罪资产。其中头三号人物，除了排名第二的前总统陈水扁之外，另两位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乌克兰）的权贵。
苏联解体后成立的15个独立国家，虽然表面上多数都有民主选举制度，但实质上法治不够成熟的环境，给了权贵们贪腐的舒适空间。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历年发布的「贪污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调查中，这些加盟共和国的表现几乎都不尽理想，排名都在百位以后。然而，这些贪腐指数的国际排名，大多仅限于「感知」。仅有少数如前述被《纽约时报》揭发的部分案例，有凭有据。
当然，苦无实证是法律的事，雪亮目光却是长在人们眼中。至于雪亮眼睛如何「心证」贪腐呢？最近一篇发表在学术期刊《转型经济与制度改革》（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的研究指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官员肥胖与贪腐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当无法查找权贵官员的开支纪录时，人们眼中的肥胖，就是「严重贪腐」的可量度指标。
这篇论文名为〈后苏联国家政客肥胖与贪腐〉（Obesity of politicians and corruption in post？Soviet countries），是由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商学院教授布拉瓦茨基（Pavlo Blavatskyy）进行的研究。他搜集15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299名内阁成员照片，以机器学习的演算法估计他们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并以监察贪污的国际透明组织、世界银行和公共诚信指数（Index of Public Integrity）等计算各国的贪污程度，发现平均体重较高的内阁与所属国家贪污程度「有高度相关性」。
论文中发现，299名高官中只有10人（3%）体重「正常」，相反地，有96人（32%）被判断为严重肥胖（BMI指数大于35）。其中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贪污程度最轻微，其官员亦是最瘦；乌克兰和中亚国家官员的身形则最庞大。15国当中，乌兹别克内阁官员的平均BMI最高（35.5），贪污认知指数为22（愈低代表愈不清廉）。相反，爱沙尼亚的官员的平均BMI最低（28.7），而贪污认知指数为71，代表清廉程度相对较高。此外，研究还发现各国内阁官员与庶民百姓的平均体重成反比。
文中还援引两年前的《比较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中的一篇论文〈瑞士表循环——中国官员换届的贪污行为〉（Swiss watch cycle - Evidence of corruption during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China），是由上海复旦大学及北京长江商学院两位教授所进行的研究。他们利用1993至2012年横跨20年的实证数据，生动地描述中国大陆官场「换届腐败」的情况，包括在1996/97、2001/02及2006/07年的政府换届，中国大陆及香港的瑞士表销量都有不寻常的可观增长。这种风气至2011/12年的换届期，因为政治上的打贪反腐及社交网路的普及，便黯然失色。因为网民会举报一些配戴与收入明显不成比例的奢侈手表、眼镜的官员，例如有「表哥」之称、在不同场合佩戴不同名牌手表的前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
然而，在宏观数据不可得、微观的财产申报不完全的情形下，利用肥胖判断贪腐，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当然，个人医疗资讯涉及隐私而难求，因此利用最新的机器学习演算法进行估计，便成为了颇有效的替代变数。这种肥胖与贪腐的研究虽然只呈现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不过，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加上网际网路的「记忆功能」，人们自然会记得政客们掌权前后的容貌差异，而心中自然形成一把判断之尺。毕竟，肥头大耳、脑满肠肥的形象，与尸位素餐、无所用心的官场丑态的连结，可能是千年历史以来人们经验逐渐累积所形成的传统智慧。
台湾民选政治人物数十年，人们也慢慢累积经验观察，肥胖的政客似乎以执政的政党为多。有些偏瘦的政客掌权后，体态逐渐「幸福肥」。相反地，有些过胖的政客在所属政党在野后，竟然身形体态也恢复的较为正常。号称民主国家如有这种执政党政客的BMI指数高于在野党，以及肥胖增量与财产申报增量高度相关的现象，按照布拉瓦茨基教授的研究，可能也是贪腐指标恶化的一个警讯。申言之，选民们若是愈深谙此理，支持成立特侦组查高官贪腐的信念，就会更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