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捷案凸显精神鉴定制度的问题
新北地院判处郑捷死刑，虽不令人意外，但因此属职权上诉案件，距离判决确定，实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由于此案的杀人事实已经明确，所争执者只在于，行为时的精神状态是否足为减刑之理由，致无庸判处死刑尔。所以，精神或心理鉴定自成为此中关键。只是从审判过程来看，却已暴露出现行刑事鉴定制度的问题。
基于宪法听审请求权的保障，依刑事诉讼法第294条第1项，被告若处于心神丧失状态，在其回复前，就须停止审判。故于侦查阶段，对被告为精神鉴定的首要目的，即是在确认其是否具有诉讼能力。当然，刑事精神鉴定的更重要目的，乃在提供给法官判断被告，是否具有责任能力的重要依据。
只是在侦查阶段，关于精神鉴定与否、鉴定人之选任等，乃完全由检察官所单方决定，被告方无权为置喙，更遑论可自行选任鉴定人。则在起诉后，基于武器平等原则，由检方所提出的鉴定报告，于鉴定人未经交互诘问前，就只能证明被告具有就审能力，而不可以之为被告有无责任能力之用。惟由于起诉时，检察官已将相关卷证一并移送至法院，则在正式审判前，法官就必然会接触来自于检方所提的鉴定报告，致易产生预断。而被告或其律师，虽可依刑事诉讼法第163条第1项，针对有无精神障碍声请复数鉴定，但法院仍可以同一事项无必要重行鉴定来驳回。这也是为何，郑捷的辩护律师须另以有无教化可能的理由，来声请心理鉴定之原因，致显露出检方与被告的地位不对等。
虽就郑捷案来说，精神鉴定在证明被告有无精神障碍致使其辨识或抑制能力降低、心理鉴定在评估其有无再教育之可能，两者目的看似不同，实则重点同一，即在争执被告是否该被判处死刑。只是不管是精神、抑或是心理鉴定，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客观，是否能借由两份鉴定报告，即足以为审理上的判断基础，实也难有定论。也因此，此案目前虽以死刑判，但于未来的第二审，当事人双方肯定仍会就此争点，继续提出精神或心理鉴定之声请，而出现更多且结论可能相异的鉴定报告。
更值关注的是，鉴定报告只在描述与判断被告的精神或心理状况，对此事实的法律评价仍在于法官本身，最终还是会陷入自由心证之窠臼。以谢依涵为例，鉴定报告虽已表明教化可能性极低，第一、二审法院亦因此判处被告死刑，但最高法院仍以此部分调查未尽来撤销发回。则恶性比之更高的郑捷，即便所有鉴定报告皆称其无教化可能，恐也会落入此种长期诉讼的循环。不仅被告将在生、死之间纠葛，被害人及其家属，亦将继续在暗夜中哭泣。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