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司法权的意义
因为凯道25万人的怒吼，促使立法院火速修正《军事审判法》，在第一阶段，为因应洪仲丘案，乃将陆海空军刑法第44条至46条及第76条第1项之罪，于修法条文生效后，立即移由普通法院管辖。于第二阶段，则全面废除军事审判制度，因此部分涉及较广，故设有五个月的过渡时间。只是在仓促修法下，是否能无缝接轨，肯定成为问题。
根据第一阶段的修法条文，现役军人犯凌虐部属、不当管教、阻碍申诉、妨害性自主与杀人等罪，于新法施行后，立即适用《刑事诉讼法》，且原本依据《军事审判法》第34条，犯罪事实一部属军刑法的案件、他部为普通刑法的案件，则全部归由军事法院审判之规定，也改由普通法院优先管辖。如此的修正，明显是因洪仲丘案而来，只是回归普通法院审理，其目的不仅在摆脱军事审判是否能客观且独立行使职权的质疑，更在于对被告与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并达成公平审判的目的。也因此，若认为此次修法，即可期盼法院将所有被告羁押，甚或以重罪、重刑伺候，不仅与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更严重误解了军刑法案件回归司法的真谛。
而在第二阶段，既然全面废除军事审判，则于承平时期的军事犯罪，即全面回归普通法院系统的管辖，则于此时，各法院势必得成立专门法庭以为应对。只是原本的军事院检体系，因归属于国防部之下，故关于三级军事法院，往往会配合军队的部署与需要为设置，以方便侦查、起诉与审理。但在军刑法案件回归司法权后，若要保有此种便利性，则关于法院的军事法庭，就得直接以现有的军事法院为改造，只是如此的便宜行事，肯定得面临换汤不换药的质疑。
若为避免此等的质疑，势必得在法院内重新设立军事法庭，但由于部队不可能平均分布在各个地方法院的管辖范畴，因此，各法院每年处理军刑法的案件必然有多有少，若在案件量并不多的法院亦设立专庭处理，是否符合诉讼经济，就有探讨之余地。惟从洪仲丘遭不当管教致死的过程来看，现行对军人的禁闭或悔过处分，仅由权责长官召集评议会为决定，不仅难有透明性，更严重违反《宪法》第8条，对人身自由的拘束须由法官决定之明文。
既然禁闭与悔过等的决定必须回归《宪法》的法官保留原则，故若未来，一定得在法院下设立军事专庭，即有必要将此违宪问题一并解决。依此而论，将来的军事法庭，除审理军刑法的案件外，关于禁闭与悔过等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处分，亦应回归由此等法庭为决定，既可防止军事法庭的闲置，更可符合《宪法》的要求。
军人虽负有保家卫国的重责大任，却不代表其应在承平时期，接受有别于一般人的审判程序。所以，将军事审判权回归司法权，不过在回复其该有的基本权保障，并实现军人只是穿着军服的公民之《宪法》原则。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