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滥诉的无可奈何
前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遭特侦组以诈领外交经费起诉，经第一审与第二审皆判决无罪后，由于速审法对第三审上诉严格限制之故，若无意外，此案虽将因此终结，却也突显出现行制度对滥诉难以抑制的困境。
虽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1项，检察官依侦查所得之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才得提起公诉，此称为起诉法定原则，但由于是否足认有犯罪嫌疑，不可能在法条中为明确规范，仍是委之于检察官的主观判断与裁量，自易造成浮滥起诉。又因我国不采双重诉追禁止原则，因此，即便法院为无罪判决，检察官仍可借由不断上诉，而使被告陷入长期诉讼之累。
为了解决公诉权遭滥用之弊，在2002年即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61条，创设了起诉审查制度，即法院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前，对检察官指出之证明方法，若不足以有成立犯罪时，应以裁定通知补正，逾期未补正者，得以裁定驳回起诉。且驳回裁定一旦确定，非有新事实、新证据，否则不得再行起诉。惟即便有了此制度，但由于只是形式审查，且法院即便认为证据有所不足，仍须令检察官为补足，而非立即驳回，所能产生的制衡效果，实极为有限。
此外，为了防止检方滥行上诉，在2011年所生效的刑事妥速审判法第9条第1项即规定，只要第一、二审皆判无罪，只有在判决所适用的法令有违宪或违判例下，才可上诉第三审。惟法院之所以判决无罪，要非检方滥诉，即是其未尽举证之责，既然如此，为何仍须经两个审级，才限制检察官的上诉权？
而邱义仁案若以无罪判决确定，原本该以刑法第125条的滥权诉追罪为咎责，惟在此时，检察体系必会适时发挥检察一体的精神，而以签结或不起诉处分为终，如此的结果，只会让人感到更佳的无奈。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