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友辰／罪刑无效特赦 无刑事补偿问题？
▲经总统特赦的苏炳坤向法院声请冤狱赔偿，却得透过再审获得无罪判决确定才可声请补偿，涉及法律解释及立法缺漏问题。（图／《镜周刊》提供）
据媒体报导，新竹商人苏炳坤31年前因「惩治盗匪条例」案件经判刑15年定谳，于1997年被捕入监，服刑2年多后，于2000年获时任总统陈水扁考量当事人蒙受冤抑深重，乃依《赦免法》第3条后段规定，而为「罪刑之宣告为无效」的特赦。嗣后苏炳坤向法院声请冤狱赔偿（按2011年《冤狱赔偿法》改名成《刑事补偿法》），但因他是获总统特赦而非法院判决无罪，不符法定要件，因此希望透过再审翻案改判无罪，让司法还他真正的清白。令人不解的是，为何经总统赦免罪刑后，当事人无法请求补偿，还得绕个弯透过再审获得无罪判决确定，始可据以声请补偿？此中涉及法律解释及立法缺漏问题，实值得探讨。
依《赦免法》第3条规定，特赦有两种，其一是「受罪刑宣告之人经特赦者，免除其刑之执行」，此为有罪之赦免，仅免除其刑之执行而已，其有罪之宣告仍属存在；其二是「其情节特殊者，得以其罪刑之宣告为无效」此为无罪之赦免，原宣告之罪名及刑罚均一概归于无效，此项宣示具有衡平刑罚之严苛或纠正裁判错误之作用。学者指出，此项总统《宪法》上之特权，乃是以行政权变更司法权之结果，本质上系以政治正义调和司法正义，属于我国《宪法》第77条规定之例外。
易言之，如果认定《宪法》赦免权之规定为司法权独立之例外，则总统行使罪刑无效之特赦权，其效力一如无罪宣告，前此所为之执行亦应溯及既往自始无效，除有合乎《刑事补偿法》第3、4条所列不得请求补偿之情形者外，基于《宪法》保障人身自由之同一精神，理应准予赔偿。而现行《刑事补偿法》第1条规定，得请求国家补偿者，不及于上开特赦罪刑无效前受刑之执行，此乃立法之疏漏。
再者，《赦免法》第5条之1虽规定「因有罪判决确定所生之既成效果，不因大赦、特赦、减刑或复权而受影响」，然同条但书亦规定，依前开第3条后段为无罪之特赦后，有向将来回复之可能者，受害人亦可申请回复原已丧失之公职。同理，其因遭受无效有罪判决之执行而丧失人身自由者，亦非不能以金钱补偿而获得某种抚慰，达到回复之等同效果。如不作此解释，总统为罪刑无效之特赦与有罪之特赦之实质处遇并无异致。可知，第3条之但书规定立法有欠周延，政府为德显然不卒。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上开总统依《宪法》第40条、《赦免法》第3条后段宣告罪刑无效之特赦，应视为司法无罪的判决，允宜尽速修法将其列入刑事补偿范围。又总统特赦之行使，并不排除《宪法》第16条人民诉讼权的保障，故在修法前，高等法院即准许苏炳坤再审；而上个月最高法院开庭调查再审抗告案，公诉检察官林永义既然当庭也认同当事人受有冤抑，并表示总统既宣告罪刑无效，亦等同无罪之宣告，则检察官更应依法撤回上诉，使案件回归原第一审无罪判决状态，即可让当事人获得实质的补偿及平反，功德无量！（本文转载自《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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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友辰，执业律师、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着有《苏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