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从「一个中国人的邦联」过渡到和平统一——「亚太千里论坛」演讲全文

亚太千里论坛13日登场，前台大校长管中闵（右起）、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前外交部长林永乐及台大政治系教授徐斯勤就两岸关系及国际情势深度对谈。（范扬光摄）

（一）：我、中华文化、台湾

几个月前，我的太极师父发资讯提醒他所有的弟子，3月3日是太极守护神真武大帝（有时也称玄帝）的诞辰。在那一天，我们应该祭拜祈祷。

身为一名天主教徒，我没有把它当神明崇拜，但我愿意尊崇他为一个很久以前在武当山生活的非凡历史人物。我属于南华派，南华派的宗师沈保和，也是我的太极师父，他是新加坡人，目前在昆明生活。他在全世界有几千名弟子，其中有许多是台湾人。在台湾，我们辈分最高的太极大师是叶明宪医生，是慈济基金会的医生。

2015年3月，沈师父召集许多弟子到台湾，一起学太极。我们住在台湾道教总庙三清宫。我记得户外有一座很大的老子像。当天是重要节日，三清宫是台湾所有道观之首，全台的道观都派代表团、各自带着自己的神明到这里来祭拜。一整天，我们都听到敲锣打鼓和爆竹声。

将中华文明凝聚起来的不止是历史以及诸如道教和佛学的宏大哲学理念，而是在华人社群里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不只是在海峡两岸，而是在全世界。

在东南亚各地都有类似于福建、广东、海南、台湾有的妈祖庙、大伯公庙。我们庆祝一样的节日，比如春节、中元节、中秋节。食物也是华人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识的大多数华人，在出国三四天后，都会渴望吃米饭和面条。

在华人文化中，对家庭与宗族的忠诚以及对国家的忠诚之间，永远存在紧张。「家国」的概念被视为理想，但是正如孙中山提醒我们的，中国人可以是一盘散沙。然而，即使在中国四分五裂，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组成散居社群，哪怕他们存在内部分裂，一个普世性的华人大家庭概念，还是根深柢固。在我个人的主观印象中，其他筷子民族如朝鲜族和日本人，在海外生活了一两代人后，他们的认同就不会像华人那么深，越南人大约在日韩民族和华人之间，或许反映了越南曾长期受中国统治。

在东南亚，海外华人的自我认同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政治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现到本地华人社群分裂的效忠，使它的外交政策复杂化，因此鼓励海外华人取得在地公民权并效忠所在国。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有许多有很高比例的华族党员，中国共产党与这些在地共产党的牢固联系，在很长的时间都导致人们怀疑中国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在整个苏哈多时代，印尼禁止汉语，许多印尼华裔被迫采用印尼文姓名。

中华民国对海外华人有更强的责任感，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可以轻易取得台湾的公民权，台湾也对来自香港、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华人，颁发大量奖学金让他们在台留学。

台湾——新加坡的老朋友

新加坡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华人，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国语是马来语，共同语言是英语，但许多华人说汉语和中国南方方言。我人生中的头几年只会说潮州话，母亲一辈子和我说的唯一语言就是潮州话。她在中国出生，19岁时在潮安和我父亲结婚后来到新加坡。但我们政治上的效忠物件是新加坡。许多新加坡人把中国大陆和台湾视为同属一个中华民族，两边都如同亲人。我经常说新加坡不是这个华人家庭的一员，而是一个亲戚。我们的年轻军人在台湾受训，他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份亲属之情。甚至是在台湾受训的非华族新加坡人，即使他们可能和台湾当地人有沟通困难，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正是这份亲缘，让蒋经国和李光耀之间产生了很强的友谊联系。蒋经国比李光耀年长13岁，他希望看到一个华人占多数、刚独立不久的新加坡能够成功。允许大量新加坡士兵在台湾全岛各地受训，穿着没有徽章的中华民国军人制服，是一个非凡的决定。曾有一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形容李光耀是「老朋友」时，他对新加坡基层领袖说，台湾是更老的朋友。李光耀很早的时候，就用心思地告知蒋经国，一旦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在新加坡的国旗和国徽就得取下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变化在1990年发生时，并没有出现什么争议。

在我们独立初年，台湾也派军官来协助培训新加坡空军和海军人员。当我在1980年从陆军调到空军时，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个台湾的空军军官傅纯显，虽然他在中华民国空军的军阶更高，但是为了融入，他接受了新加坡空军部队一个较低的军阶。在我们建国初期，好些帮助我们的中华民国高级空军和海军军官的情况都是如此。

傅纯显是一位绅士，出生在山东，因为是第一名以响尾蛇飞弹击落中国大陆米格战机的中华民国空军机师而为人所知。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用他的新加坡护照申请到山东探访，希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也就是新加坡和中国建交前实质意义上的大使馆，不会知道他的背景。一点机会都没有。他们细致地知道他的背景，并表示愿意协助他，甚至要在他抵达家乡时在当地安排一个欢迎活动。他礼貌地拒绝了这个安排，选择以低调、私人的方式回乡。他的体验不错，之后也不时回山东。几年前，他在洛杉矶逝世了。

我母亲和祖父来自中国潮汕地区，祖父在毗邻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半岛南部柔佛州种植橡胶致富。他用他的财富在潮安庵埠县买了土地，成了村里算是有些地位的富农。当他在1937年去世时，我在柔佛出生的父亲回去参加葬礼，当时他21岁。根据当地习俗，他可以在百日内结婚，否则要守孝三年。我母亲、也是潮安人，成了他的新娘。一个月后，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正式入侵中国。他们匆匆赶回南洋，之后许多年都不能再去探访潮安，直到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我在1983年随着父母第一次到访中国大陆，我的外祖父母当时已经90多岁，那次以后，我带妻子和四个孩子去探访祖上的村子和纪念祖先多次。其中有一次，我们搭小船到南澳岛，了解到在1918年的一场地震后，许多潮州人移居到台湾，在当时台湾屏东已经有一个以潮州镇为中心的本土潮州社群。

（二）：我、李光耀、蒋经国

我是在1976年第一次到台湾，当时我22岁。自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我到乔治亚洲奥古斯塔接受美军训练为一名信号官。我接着被派到檀香山的美军第25步兵师去浸濡两个星期。在檀香山期间，我到中华民国领事馆去申请到台湾的签证，在当年，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否则我持有的新加坡护照不能让我们到中国大陆或台湾。台湾领事馆非常理解我的处境，在另外一张纸上批给了我签章。

在抵达台北机场时，我跟一个海关官员有段不愉快的经历。他注意到我用来装小物件的一个老旧闹钟盒子上印有「中国制造」几个字，他就草率地扔了。我的同一个行李箱里，还有被撕掉封面的英语版毛泽东选集。幸好他没看到那些书，否则我就要接受审问，或者更糟的待遇。到了台北后，我见到我的亲戚，她嫁给了一名我听说家族和国民党高层有联系的台湾当地绅士。晚宴上，一名服务员绊了一下，把一些茶还是汤撒到了一个客人身上。在她怯生生地道歉并退下后，坐在他身边的人告诉他，他应该打她，而且用手势展示。我惊呆了，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孤立事件，我不应该把它看成普遍的情况。

后来，当我了解到二二八事件后，我的记忆回到1977年我的首次台湾之旅。台湾在戒严时期是压抑的，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下也许是必要的，但它也催生了民主进步党。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好些西方评论人也认为是压抑的。到今天，围绕二二八事件所发生的事在台湾仍备受争议。为了促进和解，1997年，在解严10年后，2月28日被定为「二二八和平纪念日」，作为公定假期。但，就像中国大陆的好些事件，伤口愈合需要时间。

1970年代的台湾明显比新加坡贫穷。1977年当我第一次在进行台湾恒春军训时，我们的阿兵哥买了各种各样的廉价台湾产品，包括被单和其他纪念品。在那些年里，台湾经济大踏步快速前进，在很短时间里，台湾产品对这些阿兵哥来说不再便宜。1980年代中期，我以上校身分到访台湾，拜会了一些高级的中华民国将领。我了解到，晚宴上的金门高粱的品质取决于宴会主人的军阶，四星上将招待的金门高粱，隔天不会让有我宿醉的感觉。

星台关系

杨荣文夫妇拜访前外长钱复，谈及当年钱复访问新加坡会见李光耀的往事。（图/徐宗懋提供）

因此，当我出任新加坡政府部长时，我对台湾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感，并对这个岛和这里的人民有感情。我们也部分受到了李光耀的影响，他每年都必须访问台湾。在台北与蒋经国见面后，副总统李登辉会陪着李光耀到台湾的不同地方。李光耀知道蒋经国准备取消戒严，并引入民主选举。我记得李光耀跟我们说过，不论到时我们是否与北京有外交关系，当那一刻到来时，他都必须出席蒋经国的葬礼。

当新加坡和中国在1989年左右进行建交谈判时，我们和台湾的独特关系成为一个突出问题。1976年5月，当李光耀访问北京时，华国锋曾建议新加坡武装部队改在海南岛受训。那是不可想像的。新加坡当年的立场是：直到印尼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不会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明白新加坡的国防需要，我们与中国是在1990年建交。在新加坡和台湾的关系上，我们了解到，邓小平介入，让新加坡成为一个特例。

亚太经合组织1989年在不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情况下，在坎培拉启动。所谓的「三个中国」课题在坎培拉以及继后在1990年的新加坡会议中，都进行了不少讨论。在1991年首尔的会议上，达成了APEC将作为一个经济体间的会议，不展示国旗或国徽的协议。和其他成员一样，大陆由外交和贸易部长代表，而香港和台湾则只会由贸易部长或经济部长代表。我清楚地记得1992年在曼谷的会议中，中国是由李岚清代表，香港是周德熙，台湾是萧万长。在一个非正式的午餐上，李岚清、周德熙、萧万长和我，在没有任何预先安排的情况下，在自助餐台上拿了食物就坐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个加入和家里人一起吃饭的亲戚。我已经记不起当时谈话聊了什么，但我忘不了那次小聚会的涵义和感情。那一年，大陆和台湾之间达成了「一个中国」共识，为在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铺平了道路。今年正好是会谈的30周年纪念。

当我是新闻通讯部长时，孙中山在新加坡居住过很多次的一个老别墅「晚晴园」，在1994年被列为国家古迹。在这座别墅里，中华民国的第一面国旗由别墅的主人张永福的夫人缝制出来，张永福是新加坡国务资政张志贤的曾伯公。也是在这座别墅里，孙中山1906年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我也自豪地说，我妻子的曾祖父何心田，是其中一位创始会员。何心田获得孙中山颁授的两个奖章，现在由我保管，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到我家吃晚餐时，我曾展示给他看。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在2001年由李光耀主持开幕。对孙中山，李光耀写下：「一个人改变了中国」。院子里有一块巨石裂成两半，在院子里遥遥相对。其中一块上面有辜振甫手书的「仁心果」，这是chiku果的中文名字，是孙中山在南洋喜欢吃的水果之一。这个水果被选中，因为果肉是红褐色的，好像人的心脏颜色。另一块上面是汪道涵写着「烈士树」。辜汪会谈当年在旧海皇大厦举行，联合早报最近在回顾「辜汪会谈」30年时刊登了一张当年的照片，相框里是旧海皇大厦的照片，上面有台湾海峡两岸会谈参与者的名字。在改变了全世界华人命运的1911年辛亥革命中；在抗日战争中——1942年日本皇军占据新加坡时，新加坡人也付出惨重代价；在海峡两岸寻求和平统一的努力中，新加坡都扮演了显著的角色，身为新加坡人，我为此感到自豪。

（三）：我、李登辉、陈水扁

1994年，李登辉接受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专访，形容自己是带着人民走出埃及的摩斯。在访问中，他描述了台湾人的痛苦，并暗示台湾人和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当李光耀知道这个访问时，他很受困扰。不久后，我陪同李光耀访问台湾。会见在台北市外的大溪高尔夫球俱乐部进行，李光耀和李登辉说话时有一种戒心，他有种不祥的预感。国民党元老如郝柏村对李登辉那次采访很不高兴。我在那次行程中和郝柏村打高尔夫球，他打出来的球短而准。尽管下雨了，他还坚持继续打。听到雷声看到闪电，我感到不自在，但郝柏村镇定自若，说这让他回想起战争年代。对他这样的人来说，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属于一个中国，提出不同的说法是匪夷所思、难以接受的。

1995年，李登辉到访他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引发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我以贸易与工业部长身分到访台湾，也拜会了李登辉。在谈话中，我表达了对于日本部长们参拜靖国神社的顾虑。李总统说他们只是纪念战争中的死者，没有什么不对的。我当时不知道李总统自己的亲兄弟也是靖国神社纪念的一名皇军军官。他给我了一本他的著作《台湾的主张》英文版，我在他卸任后读了这本书，以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想法和潜在动机。在他的书里，他小心翼翼地承认了自己是炎黄子孙。

台湾社会在快速演变中。一个更年轻、对国民党的历史有较少认识与感情的世代，有不同的理想。2000年1月，我在台北代表欧阳瑞雄的公寓看到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戏剧性时刻。当晚如果不是马英九有说服力的领导作用，总统府外愤怒的国民党支持者不会和平散去。但在其他地方，大多数的年轻台湾人欢庆这个结果。

新加坡虽然有清楚的「一个中国」政策，新加坡政府在台湾内部政治上也从来不选边。我在担任贸易与工业部长时，每年都和台湾的对应官员开会，当时大陆和台湾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阶段。根据世贸组织条例，个别关税区可以协商自由贸易协定。我认为这是帮助台湾的一个方法。在2001年于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我向台湾当时的经济部长林信义建议新加坡和台湾在大陆境内的上海启动自贸谈判。当时的台湾总统是陈水扁，我草拟了几句话，让这个建议完全是非政治性的。林部长很积极和感激，但说他需要请示台北。一两天后，他以一个大约一两页纸长的反建议作为回复。台北决定将新加坡的建议政治化，这就没办法谈了。那一年，台北决定不要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隔年，在台湾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后，林部长和我在新加坡再次碰面，我再次尝试以低调的方式启动谈判，结果没有成功。北京风闻我的打算，决定阻止。

在一个国际会议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长石广生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如果我们继续和台湾协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大陆就会停止和新加坡进行自贸协议谈判。不幸的是，一个西方记者听到他跟我说的话，那个记者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长对我做出威胁，要求我做出回应。他说，他有责任报导他听到的。我书面回答说，我不打算披露私人对话的细节，但强调在世贸组织条例下，个别关税区有权利达成自贸协定。然而，由于中国大陆的协定对新加坡的价值更高，而且台湾也并不积极，我停止了促成和台湾的自贸协定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好几年后，当海峡两岸关系大为改善时，是北京对新加坡发出信号表示我们应该跟台湾签署自贸协定。这最终在2013年完成，叫「新加坡与台湾、澎湖、金门及马祖个别关税领域经济伙伴协定」或「ASTEP」。

2004-艰难的一年

在就任总理前，李显龙在2004年7月非正式地访问了台湾。虽然双方都同意保密，但是台湾媒体大肆报导，每天都发头条。这损害了北京的立场，也让北京和新加坡在星台关系上的默契变得难以维系。北京强烈反对、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急速下滑。这是我在2004年8月出任李显龙内阁外交部长后第一件须要处理的事。

杨荣文夫妇拜访慈济证严法师。（图/徐宗懋提供）

在那之前的一个月，我最小的儿子血癌复发，他需要骨髓移植，而即使有了骨髓移植，他的生存机会也少于10%。他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每个人的骨髓和他匹配的机率是50%，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的骨髓与他匹配，我们找了在新加坡的骨髓登记，没有匹配的，我们到香港找，还是没有匹配的。最终，通过慈济基金会，我们在台湾找到了一个匹配的，捐献者黄启川来自海岸卫队，也是慈济的成员，他马上答应捐出骨髓。他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左右两边的髋骨以大针抽出了一可乐罐的骨髓。之前的一个星期，他被注射了一种药物来刺激骨髓生成。这个举措并非没有风险。新加坡的台北代表处和台湾外交部协助骨髓移植，骨髓由时弘的新加坡肿瘤医生从台北机场送到美国，确保这个珍贵的运载品不会经过X光检验，我的儿子在美国等着这些骨髓，他自己的骨髓在孟菲斯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被毁掉了。我通知我的老朋友、当时的桃园市长朱立伦，他马上代表我送礼到慈济基金会表达我的感激。

（四）：我的儿子是台湾人

杨荣文夫妇拜访慈济证严法师。（图/徐宗懋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和新加坡恢复关系，但是它要新加坡采取第一步。我要求在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和我都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和李肇星见面。一个秘密会议的日期定下了。我到了纽约市，发表了演讲，再飞到孟菲斯去看我的儿子和家人。我妻子早前带了我们的所有四个子女和她母亲到孟菲斯，只留下我一个人在新加坡的家中。我的心情很沉重。见到我的朋友告诉我，我看起来很憔悴。

在联合国大会上，我做了一个演讲重申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政策。因为就要和李肇星见面，我决定在那次发言中说这一点。在纽约进行游说工作的台湾外交官很愤怒，并给我取外号。当媒体问到时，我表达难过之情，也说我们珍视和台湾人民的关系。我没有告诉媒体，当时是台湾在帮忙救我的儿子。在孟菲斯之后，我飞回纽约去和李肇星会面，他要求新加坡尊重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核心利益，我强调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事实上，我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得清清楚楚了。不过，我也回他，我们也要求大陆尊重我们在台湾的核心利益。慢慢的，双边关系在隔年恢复，而新加坡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

在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收治我儿子的医生是裴正康。他来自在唐朝时期就出过许多著名官员和名将的裴家。裴医生在香港出生，在国立台湾大学完成医学学位，之后到美国，并成为了世界上治疗儿童血癌的第一专家。他告诉我，他永远都感激台湾给他提供医学教育。我的家人在孟菲斯生活了九个月，裴医生让当地的台湾人社群协助照看他们。

我儿子用了一年时间才完全康复。在那期间，医生们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问捐献了骨髓的黄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他是否能提供更多骨髓。他毫不犹豫地说好，还有血液，如果有帮助的话。

从2004年到2011年，作为外交部长，我没有到访台湾。不能亲自去对慈济表达谢意让我内心不安。当我在2011年的大选中失去国会议席时，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要带妻子和儿子到台湾。6月，我和妻子带着我们的儿子到花莲去感谢证严法师。她是一个圣人。慈济的程序不允许捐献者和骨髓接受者认识对方，以保护他们彼此。我们要求特别批准我们见一见捐献者，因为已经过了七年，而且捐献者自己也是一名慈济人，她不再拒绝。会面安排在台北，由于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邀请我共进早餐，我不能和妻子和儿子一起会见捐献者。直到2015年，当我在台北发行第一本书时，才亲自见到他。

在台北，我们拜会了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和行政院长吴敦义。对他们每一个人，我都骄傲地介绍，我的儿子在血缘上是台湾人。确实，他从捐献者身上得到了O型血型，我是AB，我的妻子是B。

时弘现在29岁了。他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医科毕业，也刚刚在英国当了两年初级医生。我们星期天到台北的第一件事就是坐车去花莲，拜会证严法师和见了捐献者。他们很高兴看到时弘。

杨荣文参观「徐宗懋图文馆」，对每件文物都仔细观赏。（图/徐宗懋提供）

现状不可持续

作为一个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血缘关系的华人，一个独立台湾的概念是难以接受的。然而，我能明白为什么许多台湾人不希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的生活方式是吸引人的。台湾社会的不同面相反映了台湾在日治时代的殖民经验，就像新加坡至今还反映出我们从英国继承的许多。在他的书里，李登辉畅谈他对日本文化的亲近感。对我来说，这跟李光耀对英国文化的亲近感没有多大不同。许多新加坡人喜欢到台湾旅游。台湾有种和中国大陆和香港都不同的特质，如果台湾失去它的独特性，会很可惜。

出于对台湾历史的一点了解，我能明白对旧国民党政府戒严统治的反感。许多台湾人不会要那种经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替代。民主进步党党纲的第一条表明它的宗旨是「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反映了民进党的理想，即使陈水扁和蔡英文这两任民进党总统就职时都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上宣誓。因为希望台湾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大概也是为什么「一个中国」政策对他们来说不可接受的原因。

这个现状是不稳定和虚幻的。台湾在1894年的战争后，由日本从中国手中夺走。1943年11月，蒋介石委员长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开罗见面。在《开罗宣言》里，台湾是要归还给中国的。这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被确认。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打败了中国国民党，台湾是因为美国的介入才能维持分离的状态。大陆和台湾在南海和钓鱼台的问题上，持有相同的立场不让人意外，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在宪法上的主权诉求都涵盖整个中国，虽然他们对南海主权争议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确保台湾维持分离状态，美国的角色当然是众所周知，但当我在2015年和前行政院长萧万长访问金门时，这还不很明显。严苛的现实是，台湾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能维持和中国大陆分离的状态。1979年，美国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意味着后续的美国政府维持台湾分离状态的实质立场，违反了二战战胜国在开罗和波茨坦所同意的结果。美国能维持这个现状多久，取决于美中的相对军事力量对比，以及台湾人民在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棋局上扮演一枚棋子的意愿。

在那个棋局上，台湾是围堵解放军海军与空军第一岛链的关键部分。台湾的领导人们和人民知道，美国对台政策的形成，不是出于爱台湾人，而是因为台湾是用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枚重要棋子。它是美国的军火企业的好生意。当川普当选为总统时，他解释说，台湾购买数以十亿计美元的军事设备，是他接蔡英文总统祝贺电话的理由。许多西方政治人物在几乎不了解台湾地理、更不要说历史和文化的情况下，表达他们对台湾的支援。我想台湾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有许多人意识到，美国支持台湾的唯一理由不是因为台湾是民主政体，而是为了让大陆得不到台湾这个打不沉的航空母舰。

（五）：现状不可持续，时间不在美台这边

台湾的领导人们和人民不能影响超级大国竞赛的更大态势，但他们能决定自己有多大的意愿在这个竞赛中被利用。现状看起来或许有吸引力，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在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调整。到了2050年，即使把很大的不确定性纳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量还是会明显地大于美国。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经济体量就会差不多等于美国和欧洲之和。美国今天占优势的军事实力，部分是通过美国发行美钞偿还债务的能力来资助，这其实是对全世界抽税。一旦美元失去了这个地位——这个局面因为美元的武器化而变得比过去更为可能，美国要维持军事优势会更为困难。到时候，美国人民就要在枪枝和黄油之间做选择。

李光耀看到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一直呼吁台湾领导人和中国大陆谈判，宁早勿晚。早点谈判，台湾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在台湾的民主政治下，这当然是困难的，因为建议和解的政党会被指责为卖台。说维持现状会较为容易，但是现状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不独、不武、不统只是把问题推迟，因此选择是严峻的。广义而言，就是二元选择。台湾可以继续抓住现状，期待有一天大陆会发生一些事情，导致统一变得不必要。或者台湾可以努力推动与大陆渐趋一致，使之成为一个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的未来中国。

让我更详细地探讨第一个情境，也就是维持现状直到台湾有机会独立。不管台湾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即使美国对台提供最先进的军事设备（美国其实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害怕核心军事科技会被中国大陆取得），台湾都不可能单靠自己就在与中国战斗。大问题是，美国会不会派出自己的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部队和陆军介入。如果美国这么做，它就是实质上和大陆交战。在对大陆的战争中，台湾只是一个在需要时可以被牺牲的棋子。乌克兰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不希望在乌克兰直接和俄罗斯部队交战，因为这会使乌克兰战争变成北约和俄罗斯之战。结果，最大的代价、尤其是人命伤亡是由乌克兰人承担。经济制裁在一定程度上让俄罗斯受损，但是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经济制裁就不足以让俄罗斯战败。

美国不可能凭常规部队就在围绕台湾的战争中战胜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有能力以高超音速导弹击中和毁灭美军航空母舰。外泄的美国情报报告指出，今年2月中国成功测试了一个搭载高超音速滑翔武器的东风-27弹道导弹飞行了几千公里。也就是说，即使关岛都可能受到攻击。

为了要胜出，美国必须威胁对大陆使用核武器。这个威胁只有当美国能不让大陆有第二次反击能力才会有效。相较于美国有几千枚洲际导弹，中国有几百枚。路基洲际导弹即使放在高速火车上或藏在隧道里，都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受到攻击。中国大陆唯一可靠的反击能力是来自在南中国海的战略潜艇。这些潜艇正被追踪，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成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澳洲的攻击潜艇能追击它们。面对这样的威胁，大陆的回应是快速增加军火库里的洲际导弹，比如说，到2000枚。在新疆建设导弹发射井，暗示导弹发射井的数目可能多于导弹，以确保美国的第一次打击不能毁灭中国大陆所有的洲际导弹。即使中国大陆大多数的洲际导弹都被击毁，剩下的也足以毁掉主要的美国城市。与此同时，就像1960年代苏联是威胁时那样，中国据报又在建设地下城。

这都意味着，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就能确保自己有反击能力。到时，美国就无法肯定能在围绕台湾的战争中，在军事上胜出，也不能用核打击威胁到中国。当然，美国不会介意台湾人和大陆进行一场有限的战争，前提是美国不直接介入，就像乌克兰今天的情况。我怀疑台湾人民会希望台湾成为另外一个乌克兰。那么，与欧洲和日本联手对大陆采取经济战呢？和俄罗斯相比，中国大陆在经济制裁中受威胁的程度较小。中国大陆也能对美国、欧洲和日本造成实质性的经济损害。大陆手上的经济牌比今天俄罗斯有的多许多。我们可以确信，大陆已经仔细分析了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祭出的经济制裁，并已经在进行防御准备。

简而言之，把台湾的未来寄望于维持现状能最终为台湾开出一条路，像李登辉所说的「出埃及」、变独立，是极其高风险的。大陆有可能无限期接受这个现状而不采取军事行动吗？这是不现实的。一旦大陆得出结论：美国阻挡不了统一，它就会加大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

简而言之，基于美国会用武力阻挡统一来规划台湾的未来是不明智的。我相信，时间不在台湾这一边。

第二个，意味着在一个长时间的转型阶段后，两个对等实体的融合。如果大陆知道一段时间后的终点是统一，那么维持某种现状多年对大陆来说就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唯有在双方都诚心诚意努力推动渐趋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还包括让两边的人民都做好心理准备。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可以肯定的是，两边的社会都在变化中。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和今天非常不一样。

2015年，习近平主席做了一个重要的举措，以对等方式在新加坡会见马英九总统。当时习近平就职相对而言还不算久，他在2012年10月才接任中共总书记，在2013年3月接任国家主席。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场殊死斗争。尽管如此，他做了这个对自己个人并非无风险的政治动作。在会见时，习近平和马英九互称对方为「先生」。他们在香格里拉酒店晚宴上的对话是感人的。习近平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共用美好的未来。两岸双方应该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得到启迪，以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选择。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在他的开场白中，马英九说：「此刻，我和习先生相对而坐，共聚一堂，在我们背后的，是两岸分隔超过一甲子的历史；在我们眼前的，是这几年来，双方致力『以对话取代对立、以和解替代冲突』的成果；在我们手上的，是永续和平与繁荣的目标。此时此刻，海峡两岸正大声向全世界宣示巩固台海和平的决心，以及促进区域和平的讯息。」马英九最后以北宋大儒张横渠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总结，呼吁台湾海峡两岸人民一起努力，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民族开创更和平灿烂的未来。

我当时在郭氏集团，问到谁给晚餐结帐。我被告知是准确的50/50平分。马英九带了金门高粱，习近平带了贵州茅台，烈度也不相伯仲。

习近平的动作其实是为着蔡英文总统而做的，因为马英九即将卸任。蔡英文当选后、在她就职前我到台北拜会她。她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不积极，但是当我说到，习近平刚在新加坡开了一条路给她，她没有回应。我相信原因是要用那条路，需要她接受「一个中国」共识，这对她和许多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六）：两岸关系需要创造性突破

1992年达成「一个中国」共识时，每一方都能自己诠释「一个中国」的意涵。中国大陆没有要求台湾接受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当时存在一种疑虑，认为「一个中国」共识只是把台湾引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圈套的诱饵。基本上，阻挡「一个中国」共识被接受的不是文字的表达方式，而更多是因为不信任。

我们需要一个创造性突破来给年轻台湾人希望。当我是嘉里物流主席时，我好几次到台湾的嘉里大荣物流去看我们的台湾同事。一天早上，我在一个仓库探访司机，看到他们在运动后进行军事化的步操。我意想不到的是，领头的转过来向我报告，我忆起早年的部队生涯，匆匆回以一个军事敬礼。我被告知，晨操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遗留做法。虽然我们在嘉里大荣物流有许多有能力的青年男女为我们工作，我知道他们的薪酬明显低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同等职工。当台湾没有更清楚的长远未来，台湾政府和台湾商人很难有长远的思考与规划。在所有社会都一样，人们最重要的是要对未来有希望。有了希望，他们可以承受一切的不确定和艰辛，这是台湾非常需要的。但这也必须是有现实意义的希望，不是虚假的希望。如果希望是建立在诸如台湾独立可能性的幻觉之上，它会导向悲剧。当一个美国政客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就会轰炸和毁掉台积电，我在情感上反感，但是在理智上，我明白这句话的逻辑。

我不能介入一个家庭纠纷。但作为一个亲戚，我希望你们能允许我分享一个看法。就说台湾对「一个中国」的诠释是一个中国人的邦联Commonwealth。（中国大陆的翻译是联邦，台湾要用邦联Confederation）。之前，不同版本的概念都被提出过。中国大陆不应该反对。台湾有权利对「一个中国」做出自己的诠释。在周朝时，春秋战国年代的王国实际上是相当自主的。周朝都城洛阳，有九个鼎。当秦用武力统一中国时，九鼎遗失了，秦始皇展开全面搜索都找不到。我愿意把台湾想像成一个分开了的、珍贵的鼎，它使其他八鼎圆满。如果反大陆的台湾人决定毁掉自己的鼎，这既让人难过，也是灾难性。

冰岛可以说是拥有欧洲最古老的民主政体。很多年来，冰岛的议会，叫阿尔庭，没有行政部门。冰岛的部落每年在裂谷见面，制定共同的规则和解决纠纷。在每次会议后，他们分散到各自在岛上的不同角落，但还是以不同方法和彼此互动。无可避免的，有一些分歧和冲突的解决要等到在下一次阿尔庭召开。

瑞士在旧瑞士联邦时期也有相同的开端。直到今天，瑞士的治理依然相当去中心化，落到各州。也许中国人的邦联可以是大陆和台湾定期会面，为他们的互动制定规则、解决纠纷，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没有一个总体的行政部门。行政整合的幅度要一步一步引入，需要什么功能领域取决于待化解的具体课题，以及双方互信的程度。双方都需要调整他们对年轻世代的教育，以预备在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历史的基础上趋近。这个中国人的邦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演变为「一个中国」，这个「一个中国」的性质会是什么，没有人能在今天就预见到。然而，未来不会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一个中华民国，就只有中国，也是完全可能的。

请允许我更进一步，分享一个概念让台湾的主要政党考虑，是否以某种方式将这个中国人邦联的概念纳入它们的党章。在现有的党章中修改既有的文字可能太困难了。但是，加入一个前言，作为让这些党章跟上眼前情况和未来希望的方法也许是可能的。一个更团结的台湾会比分裂的台湾，能更好地与大陆协商。当台湾人民投选他们的地方和中央政府时，他们的主要关注是生计，而不是有关「一个中国」共识含义的抽象理念。台湾政党之间对于「一个中国」共识的意涵有宽泛的认同，会强化台湾和大陆的协商立场，提升一般台湾人的福祉。

我记得我的老朋友朱立伦去年在美国说，1992年的共识是两岸间的「创造性模糊」，是「没有共识」的共识。朱立伦因为这个说法而被批评，但是他所说的反映了现实。这让我想起《道德经》的第二句，名可名非常名。在台湾，需要对「一个中国」共识有足够的共识，但又不能过度精确，因为模糊能为未来开出一条路。那个未来，才会成为有希望的未来。

除了一个导向最终和平统一的渐进式过程，作为亲戚的新加坡并不期待更好的结果。因为替代的局面就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那将会是悲剧，不只是对台湾和大陆而言，对新加坡和全世界也是。今天，我不代表新加坡发言，而是代表我自己，一个受倒台湾许多恩情的新加坡人，他最热切的期望就是台湾人民能世代享有和平和繁荣。

（作者为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此文为作者应邀在「亚太千里论坛」的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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