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让平台经济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易宪容）

腾讯发大红包，6600名员工平均每人拿166万元。（示意图/达志影像/shutterstock）

202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为2023年经济工作定调，已于12月16日结束。会议指出，2023年要坚持稳定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当前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不过，早前推出的多项政策成效渐见，强调2023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

为此这次中央会议所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是：一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二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四是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五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就2023年中国经济的任务而言，所强调的是一个「稳」字和一个「拚」字。而经济的「稳」就要从战略全域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这基本上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所在。因为，经过三年来的新冠疫情防控的折腾，经过2020年下半年以来对大型平台企业以运动式及政治化的反垄断监管及治理，以及2022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危机所引发的房地产周期性下行调整，不仅让实体经济的增长跌落到历史低点，而让企业及居民完全丧失了信心。

中国经济整体的弱势，导致数万计的企业破产倒闭，居民就业困难，收入减少。政府对平台经济的政治式监管与治理，造成了中国数字经济全面收缩，企业家没有信心再增加投资。而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危机则引发了持续房价只涨不跌的市场信心突然间崩塌，迫使政府只能推出政治性的「保交楼」措施，及一系列的房地产救市政策，但国内居民对政府的这些救市政策没有反应。当前中国经济的市场预期转弱处于严峻的态势下，这就是为何这次中央会议要求，2023年的中国经济的「稳增长」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的原因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因为，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来看，居民消费需求极度疲弱。在疫情管制放开后，居民消费可能逐渐地恢复，但是在疫情严厉管制的三年中，多数居民收入都在减少，而在疫情期间政府也没有给居民直接的收入补贴，恐怕多数居民消费力都是十分有限的。着力扩大内需没有错，但居民的就业机会减少，收入水准下降，其消费力从何而来？

至于投资，2022年房地产经历了严重的周期性下行调整，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处于负增长态势下（1-11月为负增长9.8%），而且这种态势在2023年还会持续。尽管这次中央会议对房地产有不少利好政策，但房地产要在2023年复苏同样是十分困难的。还有，2022年的投资增长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枝独秀，是保证投资增长最重要的方式，但是这些没有效率的投资（主要是城市的路桥建设、公园建设、河道治理等）不仅让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急剧增加，这肯定是难以为继，特别是在经过2022年城市基础投资的折腾，能够上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能上尽上了，2023年地方政府要折腾出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非易事。再加上近几个月出口增长转弱，要保证2023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困难肯定是空前的。

可以看到，近十几年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两大动力（房地产及平台经济），2022年都出现严重收缩。对于房地产市场，当前的同期性下行调整在2023年还会继续，并不容易逆转，希望房地产重新成为经济「稳增长」主要支柱产业的概率应该不会太高。尽管在这次中央经济会议中希望房地产重新担当经济「稳增长」的重任，但是今与昔比，房地产市场经过2022年的周期性下行调整，市场的性质发生了质变，而且这种性质调整还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政府是希望建立起三位一体（购买、租赁、保障）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并让这种房地产的消费性市场担当「稳增长」的大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从这次中央会议的精神来看，更为关注的是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守住房地产市场不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经济理论上一般认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当一国的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要产业后经济增长速度会呈现缓慢而稳定的下行趋势。不少研究表明，国际经验是这样，中国近10年来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传统服务业有三大特征，一是服务是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没有实物形态产出因而不能储存；二是服务供给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发生；三是服务的不可能储存和服务供求的同步性导致了不可远距离贸易。所以，服务业受规模效率、分工效率、贸易效率等约束，被认为是低效率产业。所以，当一个国家的服务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升到50%以上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下行就会成为一种趋势。而数字经济的出现就是要克服影响服务业效率提升的各种约束，让服务业同样成为经济效率快速上升的产业。由此，近20多年来数字经济也成了一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

比如，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2015年超过50%。同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缓慢而稳定的下行趋势。而这个时期中国经济仍然保证稳定增长，这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网络零售额增长明显快于社会消费总额增长。网络零售额由2001年10.4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1.76万亿元（2020年是2001年的11760倍，其增长速度可是完全跳跃式的），而社会消费零售额由4.22万亿元增长至39.20万亿元（增幅仅有10倍）。消费线上化水准，2012年、2014年、2020年分别为6.37%、10.75%、30%，这些数字都显示出中国数字经济具有巨大增长能力。

更重要的是，经济的数字化或平台经济不仅在于全面化解了服务业效率低下的约束，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及经济生活质的变化，万物互联，性质叠加，资料成了新的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方式改变，新的经济组织形成，新的价值创造及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等，这些都是经济数字化驱动之结果。比如，当前我们经济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它们不仅使用便利、广泛、效率无数倍提升，更在于资金无成本或低成本快速流动，从而成了社会财富创造及增长的重要工具。所以，前十几年中国数字经济的空前繁荣，成了中国经济「稳增长」最大的动力。

但是，从2020年下半年以来政府以企业反垄断为由，以政治化的方式对平台企业的整顿和监管，则给繁荣成长中的中国数字经济或平台经济浇上了一盆冷水。最近胡润全球500强企业榜单排名，由于市场疲软以及对高科技平台企业的打压，中国35家顶级公司的市值在两年内暴跌52%，或市值下跌了2.36万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约17万亿元，相当于当前A股总市值20%）。大型科技平台企业腾讯及阿里巴巴分别从最具有价值公司前10名下跌至第26位和第48位；两大公司的市值巨幅缩水，腾讯由4320亿美元跌到了目前的2650亿美元，而阿里巴巴由4150亿美元跌至1710亿美元。其它不少没有上榜单的大型科技平台的市值缩水更是惨不忍睹。

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市值急剧缩水，这不仅意味着投资者不再看好这些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前景与未来，不再看中国数字经济的未来，意味着早几年空前繁荣的中国数字经济的终结，更是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全面收缩及国际竞争力全面下降，意味着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贡献力全面减弱。究其原因，就在于2020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对大型科技平台反垄断的监管与整顿，在没有知晓和了解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运行内在规律的情况下，以传统的及政治运动性的方式对科技平台企业进行监管与治理。

比如，在数字经济运行中的低于边际成本定价或「掠夺性定价」、平台「二选一」、最惠国待遇条款、平台自我优待等行为，目前在理论上都存在巨大争议，根本无法给出正确与否的结论。但是，中国政府监管者则以传统的法律原则来断定平台企业这些行为是为垄断行为，并进行严厉处罚。比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2021年依法对阿里巴巴实施的「二选一」的垄断行为做出行政罚款182亿元处理。就经济理论而言，二选一作为一种排他性协议即有促进竞争之效应，也有反竞争的效应，这完全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二选一」作为一种排他性协议，在平台企业运行过程中反竞争效果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中国政府监管者在执法的理据不足情况下对这些有争议的数字经济行为对平台企业做出反垄断的裁决，这肯定会严重挫伤大型平台企业的信心，扭曲平台企业的行为方式，甚至于影响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可以说，中国政府以运动式的方式对平台企业进行的反垄断监管与治理就是近两年来中国数字经济急剧收缩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重启中国的平台经济，并让数字经济及平台经济重新成了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动力，就得对两年来政府以运动式的方式对大型科技平台企业反垄断的监管和治理进行全面理论反思，对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清理（而且当前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参考的大陆法系，主要是一些法律学者在张罗，其经济理据上的不足是十分明显的），以此总结经验教训，以更为开放及宽容的方式迎对数字经济的创新。在切实把握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内在运行规律基础上来制定政策及法规，来对平台经济进行动态化监管与治理，只有这样才能重建中国数字经济的市场信心，才能重造数字经济的繁荣，增加中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让数字经济及平台经济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之动力。

（作者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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