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中美关系短期内难出现战略性转圜（黄靖）

（图／新华社）

海看：习拜会之后中美似乎出现了一些松动和转圜的余地，这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您认为双方如何评估相应的变化？

黄靖: 本质上是战术性的。美国两党和朝野对华认知的共识——中国是对美国以及（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最严峻的挑战者」——没有改变；拜登政府「竞赢」(outcompete) 中国的战略和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没有（也不会）改变；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的战略格局也没有改变。加之美国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短期内很难出现战略性转圜。

海看：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中美竞争中是否出现了一些实质变化？

黄靖：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中美「竞争」中的利益冲突一直存在，如果有「实质变化」，也是因为中美「竞争」的进行使得这些利益冲突进一步暴露和加剧而已。首先，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对华政策上有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错位——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但在经济利益上日益与中国形成难以逆转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一点在美国的亚太盟友和伙伴中表现尤为明显）；第二，在与中国「竞争」中的「成本」承担上存在越来越大的分歧，甚至出现「狗摇尾巴」(wagging the tail) 还是「尾巴摇狗」(wagging the dog) 之争（这在美日和美欧关系中尤为明显）；第三，对华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的对华政策取向上的差异。例如，美国视中国为「最严峻的挑战者」，出发点是美国的安全和霸权考量，因此谋求「脱钩」；而欧洲视中国为「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ry) ，其出发点更多的是经济竞争的考量——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根本问题，因此要求「公平竞争」(fair trade)，但反对（不愿）脱钩。

海看：欧盟、北约，特别是英、法、德是否正在调整对华政策？如果是，会朝什么方向转向？

黄靖：欧盟和北约在对华政策上不可同日而语。欧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组织（尽管冯德莱恩明显为美代言），而北约则是一个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军事联盟。在俄乌冲突呈现胶着状态并可能形成「持久战」之时，前者的对华政策向谋求合作方向调整，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以及由此暴露的他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积极迹象。北约则趋向于对华更加强硬，尽管「北约亚太化」仍然是一个难以落实的空想 (wishful thinking)。英国作为海权国家，其政策取向日益追随美国。法德两国则显然有「战略自主」的思考和冲动。但法德两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最终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对外政策取向。

海看：在亚洲方面，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是否有变化？

黄靖：变化明显。尤其是在美国中期大选后，日韩澳对华政策都有明显的缓和现象。除了拜登政府跛脚、2024年连任希望不大的因素之外（三国均不同程度地对拜登政府持观望态度而不愿继续 对其「投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佩洛西访台后解放军在台海举行的环岛演习——越战以来在亚太最大的海陆空军事行动——展现出的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硬实力」。而美国在这次军事演习中的「缺席」也足以令日韩澳深思。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三国都难以逆转地进入了与中国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亚太经济圈。对于日本而言，回避同时与中俄为敌——日本的战略噩梦——更是具有生死存亡的战略意义。

海看：发展中国家（比如东盟国家、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有什么动向和变化？

黄靖：没有根本变化。但在中美「竞争」之间不选边站的立场更加坚定；不支持对抗的态度更加明确；寻求「和平共存」的努力更加明显。

海看：有一个现象叫两面讨好（也叫两面下注），这样的现象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在印度身上尤为明显，应该如何解读？

黄靖：印度拒绝跟随美国反对并制裁俄罗斯不是在两面讨好，而是其根本的国家安全利益所决定的。由于历史、文化、宗教和地缘政治等种种原因，对印度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伊斯兰带」——从土耳其到沙乌地阿拉伯的欧亚内陆地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印度唯有同俄罗斯合作，才能有效管控来自「伊斯兰带」的安全威胁。

海看：俄乌战争的进展带来了一些中俄关系和中乌关系的微妙变化，应该怎么来看？

黄靖：俄罗斯著名战略学者、和普京关系密切的谢尔盖•卡拉加诺夫2022.9.1在《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上发表长文中明言：俄罗斯发起俄乌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打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秩序」，进而建立一个新的「非西方」国际秩序。正因如此，俄乌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三个根本性的战略选择（挑战）：

1. 中国是否需要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

2. 美国的衰落、尤其是内卷性衰落是否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3. 中国是否需要和美国保持稳定的、至少可控的双边关系？

显然，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及其路径决定了中国必须维护并致力于完善现行的国际秩序。当然，这个国际秩序的三个支柱是（1）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政治秩序，(2)以WTO及其他国际贸易协议为基础的经贸秩序，（3）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投行、亚开行等为框架的金融秩序。这些秩序的基础都是多边机制，其组织构架都是开放包容的——这是中国奉行多边主义、推动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治理的根本原因。但美国毕竟在这个国际秩序中有着重大的、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和平稳定的美国是保持政策理性和确定性的必要基础，而一个衰落的、尤其内卷性衰落的美国必然导致政策的非理性和不确定性，进而给当今国际秩序带来负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正因如此，即便在美国挑起中美「竞争」、围堵打压中国的紧张气氛中，中国依然努力管控中美双边关系，积极倡导合作，阻止中美关系滑坠到「冷战」甚至对抗的危险境地。

中国的三个根本性的战略选择，是俄乌战争进程中俄关系和中乌关系发生微妙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变化的根本原因。

海看：第三方的问题和美国国内的情况有什么挂钩？「美国第一」「美国制造」应该是削弱了美国和同盟的关系的，尤其是将供应链移往美国的相关操作。对第三方态度有什么变化？

黄靖：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市场经济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生产关系的最高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所造就的，而不是任何国家的战略和政策的结果。自川普以来美国政府大力推动的「美国第一」和「美国制造」，从本质上说是要用政治手段——国家政策——来割裂和重塑作为全球经济纽带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但美国的这些政策只能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这就必然给包括美国盟友和伙伴在内的「第三方」的利益造成损害。而美国及其绝大多数盟友和伙伴的「国家」(state) 以及维护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 (system) 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这就决定了美国割裂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政策最终必定要导致「第三方」的不满和抵制。「美国第一」和「美国制造」的政策越具体、越坚决，「第三方」的不满和抵制就越强烈。

海看：虽然美国和盟国出现了裂痕，但是否仍然是家庭内部吵架，而并不像是中美之间的「分家」？

黄靖：这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世界面临大变局的时代，如果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的必然表现——对外政策模式不改变，盟国和美国离心离德的趋势会越来越强烈，尽管内部吵架在霸权依然存在的时期很难以「分家」的形式表现出来。（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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