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战爆发 保台论后来居上 弃台论胎死腹中

旧金山和会由于英俄两国的阻挠，中华民国身为主要对日交战国竟未能出席；「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中日在美国的居间协调下，随即展开缔结双边和约的交涉，图为1952年4月28日，中日和约在台北签字，右为日代表河田烈，左为我当时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图片取材自《近百年来中日关系图录》一书）

冷战格局下亚太安全体系的建立与「中日和平条约」之缔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当美国将对日政策调整为扶植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最忠实友邦、亚洲的反共前线基地以后，如何确保恢复主权地位以后的日本不加入共产势力范围，自然成为美国推动媾和政策时的首要考量。不让苏联插手对日媾和事务，以及不让中共参加金山会议，是美国推动媾和政策的第一步；让「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挂钩，则是美国对日媾和政策的第二步。

至于转进到台湾的国府，则因被纳入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得以与「金山和约」接轨。而国府被纳入的过程，与亚太情势的发展以及美国重新调整对台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盖韩战前的美国对台政策，以1949年8月5日「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布为起点，可分为两个阶段。

以第一阶段而言，寻求与有潜力的台湾本土领袖维持联系，尝试在台湾推动成立分离政权，摆脱与中国的主权隶属关系，是蒋介石下野，国共和谈又面临破局，美国国务院预测国府即将瓦解，中国将陷入地方势力与中共分地而治，为防止中共染指台湾，期盼与台湾本土势力建立实质关系，成为此刻美国政府对台工作的主要重心。

至于第二阶段，则是美国政府在面对中共政权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等重大情势的变迁下，所改采的新对应措施。尤其是当代表军方的「保台论」与代表国务院的「弃台论」，各有立场下，此一阶段的对台政策，形成两派的拉锯战，最终由国务院的「弃台论」胜出。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国务卿艾奇逊相继公开发表声明，承认台湾主权归属中国，默认台湾终将为中共所夺的既成事实，成为此阶段结论。此一时期的双方争辩，也为日后的美国亚太外交政策提供丰硕的省思题材。

不过美国的对台政策，毕竟只是其全球战略布署下之一环， 除了要机动灵活，以便随时因应国际局势的骤变，同时也得配合冷战格局下亚太安全体系的建立与「中日和平条约」之缔结盟国的要求。因此如何在台湾事务上创造美国可插手的空间，特别是如何设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以便确保台湾的生存空间，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前后也有三次转折。台湾地位的确定，有待四国协商或由联合国讨论决定，是韩战爆发初期美国政府的第一阶段论述。1950年9月美国所拟议的对日媾和原则，其主要着眼点， 无非是为联合国出面接管台湾事务铺路。至于如何安排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还未决定，借用行政院院长陈诚的话来解释，就是「重地不重人」。

第二个阶段为确保中华民国，亦即陈诚所谓的重地又重人，转折的主因是中共于1950年10月介入韩战。为牵制中共在朝鲜半岛的军事介入，动用一切可能的反共力量、维系国府于不坠，乃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新指标。易言之，韩战的爆发，是导致美国政府开始愿意认同国府的转捩点。与此政策相呼应的是，1951年3月所提的第二部对日媾和草案，已取消台湾主权问题需先经四国协商或联合国商订之前议。美国此时的政策主轴，是设法让台湾主权与中国大陆切割，同时使国府以参与和会的方式，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第三个阶段为筹设中日双边和会。当时英国政府积极反对邀请国府参与「旧金山和会」，并主张由中共代表参与，美国政府为求安抚英国政府，遂以不邀请中国代表参与旧金山和会，由甫重新获得独立自主的日本自行选择媾和对象为妥协方案，而让和会如期展开。然当「金山和约」顺利签署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却以等待美英两国对华政策一致为由，拖延与国府进行和约的谈判，同时还利用此模糊空间，企求和中共建立外交管道。为此，杜勒斯以美国民众仇视中共为由，呼吁日本政府若不保证与国府签订和约，则美国政府无法确保「金山和约」能顺利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迫使吉田茂以首相名义致函美国，表达日本政府愿在「金山和约」的规范下，与国府签订和平条约。也因有此保证，中日双方在台北展开外交谈判，美国一手规划的「中日和约」正式启动，也让由中国大陆迁台的国府有机会与日本政府议和。（四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