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环境经济学 爱沙尼亚的科技豪赌
《极端经济：当极端成为常态， 反思韧性、复苏与未来布局》作者／理查．戴维斯出版社／拾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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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以新兴国家之姿，表现勇猛而大胆，在某种程度上，忘掉过去的心愿、转而拥抱激进的新观念比较容易：许多40、50岁的爱沙尼亚人口中的1991年，是「明确决裂」（clean break）的一年，因为人人都希望摆脱和旧政权有关的所有记忆。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代，政治阶级皆由莫斯科当局官派，全都是与当时的苏联特务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有关系的党内人士；若想出人头地，一定要跟他们合作。塔林有名投资人回忆：「这代表不信任，不只是不信任当权派而已，也不信任在旧政权统治下功成名就的成年人。」
新国家转由年轻人掌权。爱沙尼亚第一位总理马尔特‧拉尔（Mart Laar）上任时才32岁。拉尔是历史学家兼哲学家，20多岁时都在讲课和写书。「刚开始，政治就像动物园，有各式各样的人参与其中，」维克解释时也忆及草拟爱沙尼亚宪法的各领域专家：「我们当中有作曲家、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化学家、核子物理学家和诗人，研究政治学的人反而很少。」听起来十分完美。
爱沙尼亚的问题在于，尽管当地陷入危机，人民却对国家抱有极高的期望。该国首席资讯官西姆‧斯库特（Siim Sikkut）如此解释这项挑战：「爱沙尼亚人都希望国家能够迅速羽翼丰满。」人民对于脱离前苏联统治的这个波罗的海小国有诸多要求。此地的国防很重要、又很花钱（至今仍是）。选民以北方的北欧国家为标竿，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良好的健保制度，并提供高品质的国民义务教育。但于此同时，由于曾受苏联长年统治，导致爱沙尼亚人也害怕政府权利过于膨胀，以至于瑞典式的税制完全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而且爱沙尼亚四周邻近国家都逐渐分崩离析。1992年，后苏联时代独立国协的15个会员国全都陷入经济衰退。到了2000年，爱沙尼亚新独立的邻国每人国民所得平均减少了30％，乌克兰更是腰斩了一半。
治理爱沙尼亚的年轻团队需要尽快想出对策。他们有部分政策遵循历久不衰又健全的经济建议，包括采用全世界最简单的新税制；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来监督国家支出；而比较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全国上下、经济体的各个方面齐心发展数位科技。
维克先生回想政府早年的经济策略：「基本上，我们只是盲目下注，把前途全都押在科技上了。」到1990年代晚期，爱沙尼亚97％的中小学都能上网，学生从国小开始学写程式，政府并大举投资数位基础建设，同时政府也实施一连串措施，鼓励企业投入技术开发。于是，在迈入21世纪的头十年，爱沙尼亚变成后苏联15个独立国家中，唯一出现经济正成长的国家，成长率达14％，而且此后这头波罗的海之虎的景气仍持续走扬。人均GDP从1987年的2,000美元，飙涨到2018年的22,000美元，急起直追其对手国芬兰。
维克参与设计了初期的计划，他回顾当时政府下的赌注，以及对经济造成何种影响时，语带谨慎：「科技只是加速器，倘若仅套用在旧有的行为模式上，可能会导致效率更差。」数位经济是一种政经力量，十分复杂奥妙，他说：「科技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也绝对不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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