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孟华／清者自清？刑求取供下的错误自白
▲因为刑求取供下的错误自白而含冤32年的苏炳坤，透过再审平反，法院甚至罕见地在判决中附上当事人提供的刑求图，说明刑求方法。（图／记者张荣恩摄）
近期几个经平反的重大冤错案件都有错误自白的存在，在这周才刚获平反的苏炳坤案中，判决提到承办员警对苏炳坤「施以铁棍夹双腿、灌水、脚踢腰部等刑求逼供的行为」，又对共同被告郭中雄「施以从口鼻灌水、用电话簿垫着并拿铁锤敲打身体等刑求逼供手法」，法院甚至罕见地在判决中附上当事人提供之「刑求图」，说明刑求的方法。
另一个经法院认证的错误自白案例是去年10月获平反的郑性泽，其主张「遭警察使用自鼻子灌水、电击嘴巴及生殖器方式刑求逼供」而获法院采信。法院在判决中，甚至针对灌水及电击刑求方式进行解释，法院提到「一般的灌水刑求是用湿毛巾掩住犯罪嫌疑人口鼻（通常会使犯罪嫌疑人重心后仰、鼻子朝天），再慢慢往毛巾上加（滴）水，使其产生被水呛到而呼吸困难的感觉，且愈呛会愈用力吸气，而更加难受；电击则是电击犯罪嫌疑人的特定部位，致其痛苦难忍，因而不得不『自白』犯罪的刑求方式」。
为什么法院要这么巨细弥遗地说明刑求的方法与过程？这是因为一般人通常不太相信错误自白会发生。苏炳坤案涉及的罪名是强盗杀人罪、郑性泽案涉及的是持枪、杀人罪，两者都是足以处极刑的犯罪行为，一般人会认为，一个无辜且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冤枉自己？或者把自己暴露在这么高的法律风险当中？或许也会有人认为，只要自白了，就应该是真正行为人，但郑、苏两人会无罪，完全是法律上不容许不正讯问产生的结果。
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很少会接触到像刑求这种如此高强度的事件，多数人对刑求的认识可能仅止于连续剧《包青天》的内容，因此恐怕无法设身处地站在被刑求人的角度，来评估自己是否在相同条件下也会屈服。正因为刑求距离一般人是如此地遥远，无怪乎法院要用庞大的篇幅说明刑求的事实。
相较于过去，现在我国警察刑求的机会应该是微乎其微了。苏案是发生在民国75年，郑案则是发生在民国91年，大家应该同意过去20年间警察办案的方式有蛮大的改变与进步。不过，这就代表错误自白不会再发生吗？美国的冤错案研究显示，就算是在没有刑求或虐待的情况下，一个心智正常的一般人仍然有可能错误自白。
一个受讯问的人可能会因为单纯想要逃脱出压力环境（离开侦讯室）、或是换取利益（食物、睡眠、打电话）而选择错误自白，而当中年纪较轻、较有依赖性或是对封闭空间感到恐惧的人，更容易错误自白。对于这些人来说，自白就是当下最「理性」的选择，因为他们最大的目标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地结束这个压力来源。而这样看似冲动的选择，其实与人们一般的行为模式没有什么不同：人们往往倾向于「立即享乐」，并「迟延痛苦」。就像股市中大多数的人无法扩大获利，可能就是因为无法克制立即享乐的冲动，而投资被套牢则是可能基于迟延痛苦的倾向。这么说起来，错误自白的问题似乎也就没有这么难以理解了。
要避免错误自白的发生，外国实务发展与学术研究都有非常多值得借镜之处。比方说，英国有发展出所谓的「PEACE讯问方法」，从讯问目的的根本着手，把传统询讯问充满敌性的「对抗式」（confrontational）本质，转化为中性的「调查式」（investigative）访谈。讯问的目的在于「搜集资料」而非「取得自白」。
也有学者强调，讯问时要避免使用容易造成错误自白的高风险技巧，包括：减少讯问及拘束人身自由的时间，因为时间越长，被讯问者承担的压力越大；避免提供错误的不利资讯，因为错误的不利资讯容易让被讯问者形成一种「除了自白以外没有出路」的假象；不可试图扭曲事件的严重性，实验显示，如果讯问者扭曲事件的本质，减轻自白后被讯问者必须承担的伦理上、心理上及法律上的压力，可能增加错误自白的机率；最后，应特别保护脆弱群体的被讯问人，包括儿童与青少年及心智障碍者，基于其认知能力上的限制，都是本质上较容易错误自白的群体。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针对不正讯问有严格的规定，但是上述这些新观念在我国则仍处于萌芽阶段。当我国逐渐「出清」传统刑求的冤错案的同时，也应该开始思考下一阶段究应如何更精致化讯问程序，避免错误自白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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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孟华，国立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助理教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