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孟华／藏在正义阴影下的共犯自白
▲大法官释字582号指出，不得直接将共同被告所为之陈述采为不利于其他共同被告证据。（图／视觉中国）
释字582号解释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重要里程碑，解释文提到，刑事案件中的共同被告本质上为证人，仍应适用人证的法定调查程序，使被告有机会对该共同被告进行诘问，方符合宪法上之正当法律程序，不得直接将共同被告所为之陈述采为不利于其他共同被告证据。
释字582号解释不只是在法律上建构出了一个法律上程序保障的最低门槛，同时更与一个心理学上的谜团有关：为什么人们会倾向过度评价共同被告不利于他人陈述的证据价值？
实证研究指出，美国冤错案成因当中有一种很特别的错误来源：「狱中线人」（jailhouse informant）所提供之证词。典型的狱中线人通常是被告在羁押期间的室友，然后在审判时出庭作证，作证内容为被告在羁押期间曾经因为某些原因私下向他坦承犯罪。在美国，这种狱中线人通常会透过作证跟检方进行谈判，希望换取一些利益，例如缩短刑期；也有的狱中线人是受到检方的压力，透过作证避免其他的犯罪遭到追诉。
狱中线人的作证内容通常非常有说服力，大概可以区分成三个原因：首先，负责认定事实的陪审团，未必知道狱中线人透过作证交换到了什么利益。因此许多狱中线人在出庭作证时表面上看起来是中立的证人。
第二，人们常常受到所谓的「基础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影响，也就是在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时，过度地评价这个人的个人特质，而忽略这个人所处的环境因素。因此，就算陪审团知道狱中线人跟检警交换了什么利益，陪审团也会倾向认为狱中线人出庭作证是为了「做对的事」，而轻忽利益交换的影响力。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狱中线人的作证内容常常是只有真正行为人才会知道的资讯，因此就算陪审团知道狱中线人获得了某些利益，他们也会选择相信证词。实际上，美国有许多已透过DNA证据被证实的冤案，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狱中线人作证的内容根本是为检方的故事版本所「量身订做」，可以合理认定所谓只有真正行为人才知道的资讯，根本是检警泄漏给证人知悉的。
其实，我国共同被告的问题与美国狱中线人有蛮多相似之处。首先，共同被告透过将他人入罪可以获得某些利益，这个利益可能是实质上减低罪刑的利益，也有可能是心理上责难与压力的分摊。我国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17条第1项规定：「犯第四条至第八条、第十条或第十一条之罪，供出毒品来源，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减轻或免除其刑。」本条文就是可以透过将他人入罪获得法律上利益之典型规定。
第二，职业法官虽然拥有专业的训练，但是也不代表可以完全免疫于「基础归因错误」，因为基础归因错误是一种常见的决策捷径，是一种人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因此就算法官知道作证的共同被告本身就是真正行为人，而且也知道共同被告之间有利益冲突的情形，仍然有可能过度评价共同被告证词的可信度。最重要的是，如果共同被告是真正行为人的话，由于真正行为人掌握了案件最完整的资讯，因此他可以轻易地将他人不着痕迹地融入在犯罪的故事当中，让可信度较高的物证紧扣着其他共同被告的存在或角色，让人难以察觉当中的矛盾或破绽，因而产生可信的外观。
共同被告的证词被给予过高价值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只能透过实务工作者在个案中认真看待释字582号解释给予我们的工具，在诉讼中透过交互诘问挑战共同被告之证词，同时尽可能地分析共同被告作证之环境因素，而裁判者也必须认知到基础归因错误的风险，在考量共同被告的证词时，尽可能地给予这些环境因素适当的比重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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