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无望世代 清大毕业生为何沦为澳洲屠夫
图、文／今周刊据统计，超过一万三千名的台湾年轻人正在澳洲打工，他们是为了体验人生、旅游观光，或者学习语言？一位台湾打工仔告诉我们，他来澳洲只为赚钱；毫不考虑的，他以台劳自称。以下就是他的告白。
撰文/杨绍华在台湾工作两年，存不到钱，身上还背着三十几万元的学贷，我到澳洲来，就是为了赚第一桶金，不用怀疑，也不必多作解释，我们就是台劳！
我的工作是食品加工，在偌大的厂房里，我站在迂回曲折的输送带边，使劲地把送过来的冷冻羊肉去皮；去完了，放回输送带，没有皮的羊肉移动到下一个加工程序，我则继续为下一块羊肉剥皮。
在九个半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每隔两小时能休息一次，第一次十分钟，第二次二十分钟，第三次，大约是晚上九点，我有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终于，可以利用这次相对充裕的工作空档吃晚餐，走到蒸饭箱，拿出上班前自己在宿舍料理的简单便当，通常是炒饭。
我在澳洲，工厂位于南澳最大城阿德雷德；我来自台湾，今年二十七岁，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
这座工厂，说穿了就是一个屠宰厂。活生生的牛、羊运来之后，先被电晕，然后宰杀，屠夫一刀把牛羊的肚子剖开，内脏与血水「哗」地一声流到塑胶桶子里。我认识一位同样来自台湾的年轻人，负责拿着水管「清洗牛肺」，经常，他的衣服会被牛的血水染成红通通的。
在这座厂房里，估计约有六百人在同时工作着，其中，我想大约有一五○人以上来自台湾，其实，我们就是台劳。
几年以前，听到学长学姊谈到他们的澳洲打工经验，工作很辛苦，但总是工作几周就自动辞职，把赚来的钱当成旅游基金，坐飞机玩遍澳洲各大景点，钱花完了，再找下一份工作。他们说，来这里是要趁着年轻「体验人生」。
但我的心里很清楚，今天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体验人生，也不是为了交朋友、培养世界观。我的目的很实际、很俗气，也很单纯，就是要赚钱。我曾经在台湾工作两年，当银行理专，但工作时间很长，三餐都在外解决，加上房租、给家里生活费用、偿还学贷等开销，工作两年下来，银行户头里的存款只有几万元，还有三十万元的学贷背在身上。我想，如果继续在台湾工作，这笔债务不知要等多久才能还清，遑论存到一桶金。
据说，现在有超过一万名台湾年轻人正在澳洲打工，当然我不会知道每个人的想法，但至少我身边的台湾朋友，想的都和我一样。
「在这里认分地出卖劳力两年，然后带着两百万元回家。」我们是这样约定的。
我的时薪有十九元澳币，每周大约能赚八百元澳币，差不多是新台币两万四千元；一年五十二周，我的收入应该会有一二五万元以上。照理说，每年存个百万元并不算难。当然，前提是要「一直有钱赚」，而且，熬得下去。
要「一直有钱赚」，就得专注在「多数澳洲人不愿做」的工作。五个月前我刚来这里，天真的想要找一家餐厅端盘子，结果不到三天就被老板炒鱿鱼，他说我的英文不够好，但我知道，其实是一个澳洲本地的年轻小伙子取代了我。
很快的我认清事实，被归类为第一级产业的「农林渔牧业」，才是我们台劳的金饭碗。这些产业的工作机会多半劳苦，所以很缺工，难怪澳洲政府说，必须至少要有三个月的第一级产业资历，才能申请「打工度假」签证延长一年。
结束短暂的餐厅服务之后，接下来我去农场工作，每天清晨五点，我们在「工头」家的门口集合点名，听他分派今天的工作，然后，十几个背包客挤进一辆破旧不堪的小面包车，一站一站，工头把我们陆续送到不同的农场。
我一度联想到那种二次大战电影里的画面，一群犹太人表情惶恐而疑惑的被送到一处一处的劳改营……，可能想得太夸张了，但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
大致上，农场工作的时间是从上午六点到下午三点，中间约有两次、每次二十分钟的休息，我就在农场里找个地方坐下，拿出自备的水壶和土司面包，分别解决早、午两餐。
比较起来，我喜欢现在的屠宰场工作；农场里的风景固然是好，空气清新，但工作地点和内容并不固定，搞得我每天都在充满不安的心情之中起床：「今天是要拔葱？整地？或者是要除草？今天的农场主人不知道脾气怎样？」
在屠宰厂里，除了刚开始会因为恶心吃不下饭之外，其他倒没有太大问题。由于上班的场所与内容固定，工作容易上手，与同事、主管的感情也比较融洽，不会遇到太严重的歧视状况。
接受歧视是在澳洲的台劳必经的修炼
说到歧视，在澳洲的台劳，接受歧视是必经的修炼。听过比较夸张的案例，是工头对台湾来的女孩子毛手毛脚，也听过被恶意积欠薪水的、被围殴的；也有被人称作「黄猴子」，至于我，曾经车子从身边开过去，一群小鬼头不知道在叫嚣些什么东西，还朝我身上丢罐子。澳洲人爱喝酒，所以每到周五晚上，我们这种黄色面孔最容易成为酒醉年轻人的戏弄对象。
我是学经济的，前几天我查了一下，台湾的人均ＧＤＰ差不多只有澳洲的三成，而泰国的人均ＧＤＰ也正好是台湾的三成。我忽然惊觉，我们来澳洲当台劳，其实就像是泰国人到台湾当泰劳。难怪，在澳洲打工的年轻人固然来自世界各地，但这几年人数增加最快的就属台湾；我又惊觉，原来，澳洲人眼里的台劳，其实就像是台湾人眼里的泰劳。
二○○九年，联发科三度登上股王，但随即面临营收、获利、股价都往下走的瓶颈；显而易见，联发科面临了成功企业必然的宿命：盛极而衰。当时，「一代拳王」成了台股难以破解的诅咒，几乎没有人看好穷途末路的联发科可以再起。
英特尔前总裁安迪‧葛洛夫在《十倍速时代》书中指出，「策略转折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出现之处，正是旧的经营环境消失，新的环境取而代之，你的企业有机会往新高点爬升，但若无法顺利通过转折点，企业便会在高峰之后往下滑落。」
根据统计，中国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不到四岁，台湾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也不过十三年，就连全球五百大公司，存活的时间都不超过四十年。那些没有通过葛洛夫「策略转折点」的公司，最终就是要陷入经营困境或淘汰。
但联发科到底还是扭转了外界看衰的无情眼光，从高峰到谷底，又从谷底再起，在面临关键的「策略转折点」时，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如何因应？他又能带给其他企业怎样的启示？启示一：快速因应市场变化○九年，联发科因为中国山寨机受到官方打压，市场急速萎缩，蔡明介当机立断，马上调整组织，往３Ｇ与中低阶智慧型手机发展，快速的因应市场变化。
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成功之路，动态的市场总带着很大的随机性，各种要素往往变化莫测，难以捉摸。重要的是，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时，经营者该如何动烛先机，先发制人，并以速度和弹性回应市场变化。
台大国际企业系教授李吉仁表示，很多经营者忽略外在市场变化，只从一般市调机构或新闻媒体，被动取得资讯；甚至等公司业绩下滑，才发现不对劲。事实上，最容易察觉市场变化的是公司业务部门。「企业应该建立机制，从最前端的业务，主动发现客户，甚至客户的客户，了解他们的购买行为，建立搜集情资机制。」
李吉仁甚至建议，「直接到仓库去看，看商品库存增加或减少，对企业而言，提早洞悉市场变化，就多了因应的时间。」但他也坦言，很多经营者看到变化，但内心存在「改了会不会更糟」的疑问，「一般企业的可改变弹性不大，经营者很多事情看得到，做不到。」
就像ＩＢＭ前执行长葛斯纳在《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一书写道：「大多数的人还沉浸在以前的光辉时代，他们似乎忘了什么是竞争，以及什么是顾客需求，什么是现金流量，他们就像活在大大的保护伞之内，而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告诉他们，外面残酷的世界已经将他们逼到了死角。」
ＩＢＭ后来在葛斯纳改造之下，一个接近垂死边缘的企业，重新成为业界的霸主。
发明第一台数位相机的柯达，就是未因应市场变化，今年初宣布破产，虽然一九九八年，柯达就深感传统胶卷业务萎缩之痛，但柯达的决策者们，由于担心胶卷销量受到影响，一直未敢大力发展数位业务，最后惨遭市场淘汰的命运。
发现市场变化，企业必须主动进行调整、改革或放弃原来的优势领导，「多数企业自我感觉良好，但经营者必须正视市场变化这个事实，察觉变化后，下一步就要找出是企业内在的问题，或结构性市场的变化。」李吉仁分析…【全文请见今周刊821期 】 (尊重智慧财产权，如需转载请注明资料来源：今周刊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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