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医生之心，「雄风飞弹之父」─ 您的韩光渭博士
▲「雄风飞弹之父」─ 韩光渭博士。（图／韩胤棣提供，以下皆同。）
文／韩胤棣
我的父亲韩光渭(1930年－2019年)是陆军的逃兵，他后来也是海军的英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喜剧。
因为当年的陆军，他能到台湾；回首他感谢。因为海军，他成为保护人民的工程师：考取公费留学到美国海军研究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三年半从开始念硕士得到博士，是海军首位获得美国博士学位返国军官。他没去找工作就已经有美国的大学想邀请他去做事，因为几次去宣读论文时，在会的学者了解他研究的结果和学的电机「自动控制」是工业非常需要的。他把美国的工作机会全部谢绝，纯心要回国帮助自己的国家改善科技。但他成为工程师和进入海军都是意外的─从小他很想当的是医生。
老家是山东即墨县偏僻的一个小村。我爷爷年轻时因为家境贫寒，被招募去东北挖煤矿。最后经商赚了些钱回故乡买地(心想土匪拿不走地)，也在青岛市买了房子，53岁才有这个老来独生子。在家乡有些人请爷爷去看病，因为附近的乡村里都没有医生，他只有尽力为病人服务，也买了厚厚的一本医书，天天读医书和学中药。爷爷这种为乡村病人服务的精神，使我父亲小时候看了很受感动；他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爷爷一样。
中学时，对他最照顾的二姐生病过世。他非常悲伤，其后更是一心一意要考进医学院。他在青岛市念「中正中学」是为了要念好学校，考医学院。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到老家村里不久，跟着就来了中共，一连串的斗争，很多人离家乡逃命到青岛市。抗日时很爱国的一个堂哥逃到青岛市后不久也年年轻轻就死了。
爷爷因为长期为乡民免费看病，和在抗日战争时附近的游击队要税钱(地多要缴多钱)，他把家的地已大多被逼得白白的「送」了，家也变很穷，所以没有被斗争。但我父亲想而他读的是「中正中学」，怕学校会关闭，更怕社会乱而永远没有考医学院的机会，因此跟着撤退的军队离开，变成流亡学生。一走就几十年，再也没见到父母。
到达海南岛后，在中学受过军事训练的他，被军队派为小指导官。但那时乱，军需补给有问题，后来成了同队强借农家的米而不归还，打死母猪，并强行购买等等。他又不同意这种方法，又怕这些罪过会被军法单位抓起来，又念念不忘要考大学，就逃走。
第一次逃后被抓，被毒打。打完被吊在树上很久时一直恐惧会被枪毙。曾经亲眼看到其他军人被枪毙的他，被吓得半死。第二次在台湾逃成功。
记忆中，父亲很少有时间给自己的家庭，因为他一直有两个工作：在中山科学研究院做事，和周六到新竹(交通或清华大学)兼课。周末如果没出差，大多在自修，改论文。教书是为工业培养人才，和为雄风计划找人才，几次「救了」雄风的王德胜博士，就是他交大的学生。
他常常心事重重，在家很少说话。绝大部分关于他的事，我直到几年前读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他的回忆录，我才知道。但他是逃兵我7岁就知道，因为那天是我一生第一次看到他很开心的笑。我问我妈爸爸为什么这么开心。她说那是因为刚刚离开的客人是一名律师，他告诉我父亲陆军逃兵诉讼时效已经过了。那时是戒严时代，犯军法是严重的事。
▲「雄风飞弹之父」 韩光渭博士（左）与他的太太。（图／韩胤棣提供）、韩光渭一生为国奉献，为雄三飞弹的成功奠定了扎实基础。（右图／中科院）
逃兵后第一年他住在台中，因为他以前中学的一个老师在台中开馆子。这位林老师和他在大陆中学时的徐人众校长还给了他一学期的学费。他考进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森林系。求学每天四点半起床，磨豆子做豆浆，照顾卖早点，七点多去学校。五点多回饭馆做跑堂工作，直到打烊，水沟里洗完碗杯之后，一点钟才并起两张桌子，睡下去。
台中环境美，但冬天早晚寒冷，晚上冷得睡不着。他想办法解决了问题：收集空面粉袋，拿到台中市的大水沟（柳川）里去洗好，再买了棉花，请邻居用缝纫机把面粉袋连起来做成被子。
邻居们是收他一点工钱意思意思其实是合作送给他。克难被子虽然不好看，但很暖。班上考第一名的沈国镇同学看出了我爸爸冷但没钱买衣服，送了他一套厚厚的衣服。
他就在友情和善意中渡过了冬天寒冷的日子。但台中读了一年又再次「逃」，因为听到大学要开始调查用假文凭报考的学生。他怕被开除，希望军校或许没有查假文凭，因此先跑。很想去台北考国防医学院，但买不起火车票。刚好那时海军机械学校在台中市招考新生，他考上了，往后就断了当医生的梦，走向了做工程师的路。
此后，他诚心的要做一个好工程师，帮助自己的国家，因为科技进步的国家比较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比较不会被别国欺负。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抗日战争时，他年老的父亲因为缴不出老家附近的游击队苛捐杂税而将地白白送人；在青岛市，也因为房客没钱或拒给房租，与家在市政府没有「关系」因此「没办法」，家变得很穷。
战日胜利后，他们全家都期望着能有一个对人民好的中国时代。但中共在老家鼓励斗争，重复个有权势有枪的人欺负没权势没枪的，中国人欺负自己人的社会，让他很失望。
自制飞弹虽然非常难，但那是个帮助自己人，保护人民的事，他诚心地要把它做好。开始做，没有基础，很克难。得到博士后，他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做研究时，就开始到军用器材报废品店帮海军搜索和买以后实验室可用的器材。也去过新竹市旧货摊买美军报废的零件。有时是整夜工作，有时是强风，凉夜，毒蛇和打飞弹的紧张而危险。很用功，尤其跟老外合作时，不愿意让老外觉得智慧上看不起。
1974-75后，飞弹研究工作越来越艰难。那之前，我们一家有时候会去家的附近爬山；那之后，就没有了。1977年，工作不顺利时，他抱病去演习，结果喉咙失掉演话的功能，很痛苦，一病两三年；在家里用吹口哨和拍手的方法交谈，在外面携带个小收音机改做的放大器去开会，讲课。那时很多位他的工作伙伴也病了，其中两位优秀的系统工程师，杨鸿旭上校和于燕汉上校，因积劳成疾，后来不幸辞世。
当曲折沮丧的时候，我从来没见他掉泪。只记得他静静的吃晚餐，脸上戴着无法形容的情操，好像是在对上天问：我能吗？我们能吗？
一群人团结的努力，多年后得到了答案：「能」。
如果有人要我定义我父亲的事业，我会建议这三件：
1. 自制飞弹
为什么当年一群人花这么多心血？这我问过他一次，他说因为那时跟美国买的，「又贵又不确」。在交货之前，卖方把飞弹里面重要有关「导」的东西改差。要保护人民，导弹必须「准」和「够多」，只好让工程师想办法，自己做。
以「先求有再求好」为原则。「先求有」为急救。虽然在又穷，又小，又以前真正做过飞弹研究发展的人一也没有的地方要开始自做，是非常难。但做成功了，国家可以应用技术研究基础去改进，发展更好的飞弹、舰艇，也比较有机会买到外国好的武器或合作。而团队学到的知识，例如「系统工程」对许多工业都有用。
父亲跟着部队撤回台湾的前几天，晚上是睡在当年新竹中学操场旁边的一棵大榕树下。白天他几次站在教室外偷偷听学生上课，巴望着自己也是高三的学生。得到博士后，有一次他被竹中的辛志平校长邀请去演讲，他就用当年睡在那颗树下的例子，来鼓励学生求学是人生中难得的好机会。他去新竹的大学兼课，也经常想到那颗树，觉得自己很幸运，已走了很长一段路：很高兴能教书，给国家科技「生根」，和之后能和些学生一起做保护人民的事。他非常珍惜获得交大名誉博士。
3. 为了人民和孩子，他没有升中将，在海南岛逃兵被毒打的事给父亲很大的创伤。1990之前，工作紧张时，他时常在夜里梦见他被枪毙,吓得全身会跳动。妈妈会安慰他，但那时很少人懂这种事，她只能一生尽心帮助父亲减少生活压力。工作艰难，他没时间管家又担心孩子那个时代考大学很难。后来是英文好的妈妈到美国做事把孩子带去求学，帮助他能够专注工作。主眷在国外者不得升将官。他升少将已经需特准，了解不再会升中将。
即使如此，他那几年住在单身宿舍，全身投入工作，把事做好。我们是工厂做工，餐厅端盘子，直到念完书家境才改好。电话贵，几乎没打。信也很少写，不过一次信封里有个让人忘不了的东西：一张飞弹正命中靶舰的照片，背面他手写着两个字─「成功」。
多年后，他在我母亲的鼓励下，花了四年写了回忆录。我一直很尊敬父亲， 但我是直到看过那本书，才真正认识了长年心不在家，沉默寡言的他。也意识到他以前为何很少说话。童年好的回忆，会让他想起看不到的父母而难过；必须拼命工作的时代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难过。艰苦和逃难的事怕吓了孩子，不敢多说。
工作当年全是机密和要保护孩子，不能说。退休后有了时间，但太多以前没讲的事，不知从哪里开始。写了一本「学习的人生」。他写着：「以往的经历中，有些事情对后来的人可能值得参考，写出来使自己觉得对得起后来的人。」
从小我记得他偶尔会说的，而每次讲到就很高兴的，是这个海上救难的故事，这此与您分享：
20多岁军校毕业后，他在军舰上负责保养电子通讯装备。有一天，日本的一个客货轮，在冬天浪高天寒时，不幸遭遇海难。军舰(太康舰)忽奉上级命令，从基隆港前往营救。10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一只木筏载着6名大多已经失去知觉的人。人救到后舰艇开始回港，我父亲用日语问一位精神稍微比较清醒的松村嘉升先生：「你一共有几个人？」他回答说：「共有12个，分两批。」父亲小学时不想学日文，但会俄语的爷爷告诉他，语言还是多学点以防要用。
那次就用上了。他立即爬上驾驶台向舰长报告说共有12人遇难，还需要搜寻第二批6个人。舰长说：「知道了。」后来找到了第二只木筏，大家都非常高兴。
据松村先生说，那次被救的一队人，从此每年在纪念日聚一聚，庆祝再生。父亲年老时有时候会想，过去几十年里，如果他有点幸运的事，那大概是因为在这次怒海救难中，他曾经做了点好事。我觉得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从想做一生可以照顾几万人的医生，因为命运，变成了做保护几百万家庭的事。虽然任务艰难，必须牺牲，但他仍然自觉很幸运：幸运能遇到一群善良的同事，海内外的伙伴，学生，学生的学生，工厂的同人，协助演习的人，大家一起努力热心的把「雄风」做起来，完成那一划时代的历史使命。回忆录里他特别写：「我们做飞弹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保护在台湾的同胞，避免战争；是存心为善的。」
那天海上救难工作圆满完成后，军舰驶回基隆港。后来太阳出来了，他就请松村先生进入他的「宝地」（砲位）坐下那里风吹不到，而清晨的阳光可以照着到的位置。坐在那里像是坐在一个摇篮里晒太阳。父亲拿出口袋里的口琴，吹一曲日本电影「夏威夷之夜」的主题曲；松村先生立即跟着口琴的声音唱起来。
他们两人在「宝地」里谈谈唱唱，同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看着逐渐接近的台湾岛─还不知道未来一生是如何，但两人都快乐无比。
父亲过世后，妈妈给了我他的几个东西，当纪念品：三件军人的白色汗衫，一个小口琴。
后言：父亲是个平淡的人；我们一家也是，不会想要被访问。他过世后，我犹豫是否写这篇文章。犹豫特别是因为知道中共信息战很强。但我也懂，他是国家的人；「奋斗后成功」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许多人牺牲、努力，许多善良的人，尤其工作艰难时，那些不说「都是你的错」，而是问「我能如何帮忙？」的人─父亲会希望您知道他感谢和怀念。
特别对于年轻人，这是您国家的故事─您的从心酸的历史，到今日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人称父亲「雄风飞弹之父」，但多年前，他是个贫困，在街边卖油条的青少年。这是昨日的一个故事；明日的故事是您能够写的。谢谢。祝好。
●「雄风飞弹之父」韩光渭：
1930年1月29日出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前少将副主任。
美国海军研究院电机博士学位，返台奉调中山科学研究院，殚思国防科技建设。
主持雄风计划期间，成功研发雄风一型、二型暨二C型飞弹，厚实远距准确打击，强化自主防卫装备，有「雄风飞弹之父」誉称。
曾获颁教育部工科学术奖、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系统学会终身成就奖暨四等云麾等多座勋奖章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