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部会长官 没有自己的班底──博士之父从政心路（二）

1998年的中央研究院大门。（姜永年摄）

假使此时有人步旧金山会议中张君劢氏的后尘，是否能得同样的效果固不能必，但果能因此而促联合政府之成立，则个人牺牲亦甚值得。我想到这里，心里不免有些活动。次日，我的至友某君又奉蒋先生命，继续相劝，其理由和我昨夜所想像者相同。经过这一番的磋商，我才决定参加政府。

与敌人妥协万万不可

在我决定参加政府以前，我的全副精神集中在我之参加是否对政治发生影响，却没有丝毫想到行政方面。等到决定了，才开始就行政方面略事考虑。我认为经济部演变到了那时候，其范围已缩小了许多，和抗战初期的经济部，包括农林水利劳工各种行政者，大不相同。实际上那时候的经济部，除了附属的资源委员会还有些实际事业可办外，祇剩下工电商的行政与其监督权而已。

我自知对于经济行政毫无经验，惟对于资源委员会所辖的各单位国营事业，或者还可利用平素对工商管理的研讨与经验，为多少的改进。但在我的任命发表之前一日，行政院决议资源委员会改隶行政院；这在蒋主席坚邀我出长经济部和后来行政院宋院长和我晤谈的时候，都没有提及，或者是因为蒋宋两先生和我个人都过分注重政治方面，而没有顾到行政方面之故。

我既然经过坚辞和熟虑之后，业允参加政府，对此一事当然不甚萦怀。我认为既已决定为党外人士参加政府的前锋，譬如祇当一个不管部阁员，也无不可。后来有些人颇以为资委会独立后的经济部职权太小，不足以供我的发展，我却不作如是想，祇望能因我之率先参加政府，而促使联合政府之早日成立，并且自愿作一时的过渡，至将来联合政府成立，我之加入与否也毫不在意。

但是我此次之参加政府，至少在两方面变更了我的原计划。其一是公的方面，就是原想在各方面一起加入才参加的，却因一时的情感所动，而妄自比儗旧金山会议的先例，以致提前单独参加。事后思之，这却是一种不自量力的错误。其二是私的方面，就是原拟以半年或一年时间，完成未了的写作，以加强个人的经济基础，俾从政后不致有内顾之忧；此时既提早加入，亦使原计划变更，惟常有出乎意料之一事，可抵补此项经济上的损失。

原来我在战前，曾以多年积蓄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建有房屋一所。一二八战事的前夕，在我家人临时迁居租界中区几日以后，我还独自回家住宿，与藏书为伴，仅于战火爆发之前半小时获得消息，仓卒离开，幸免于次晨日本便衣队之搜捕残杀者，间不容发。停战后，我家便留居租界，而以该房屋租给他人。八一三战事起，该房屋复为双方　火的集中线。不久，我到了香港，接到该房产通契注册的瑞士籍某洋行函告，谓房屋尚完好，查明为日本商人所占住，彼以中立国洋商的资格，可与商定租约，征收房租。我的回信是「不愿与敌人作商行为」，换句话说，就是给敌人强占固无办法抵抗，但如与订租约，便是与敌人妥协，那是万万不可的。

后来太平洋战事起，我长留重庆，听说美国飞机不时轰炸日本司令部一带，我的房屋就在那里，能否幸存，早已置之度外。不料复员后，发见该房屋并无毁损，祇给强占的日人把内部完全改装为日本式。在我收回该房屋后，一来没有这么多余款可将内部的日本式恢复原状，二来因被迫提早从政，为着加强经济自给的基础，便把该房屋出售了。所得的售价，便足供若干年生活费的贴补；因此，我所预期的写作收入，也就获得补偿，而短时期内不致有内顾之忧。

开罪上海工商界？

我在就职以前，因上海是工商业的中心，须先往该地访问许多工商界领袖，征求对于经济行政，实际上祇是工商行政的意见。那时候，上海工商界以我在战前久居上海，而且办过工商事业，以为我之出长经济，自然对于上海的工商界有所协助，因此备极欢迎。但是听了许多意见以后，我曾经对几个朋友发表感想，认为上海工商界今日对我的莫大期望，不久或会失望，甚至或会因失望而作热烈的反对。想不到我这一项预言，后来竟应验了。这是我的错误，或是故意开罪上海的工商界吗？且待下文分解。

我担任部会长官最大缺点之一，就是没有班底。我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在重庆的时候，我常常这般想，如果将来联合政府成立，我是不能不参加的话，与其任部会长官，无宁任国府委员或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就是这个缘故。但是蒋主席和我的有些朋友，或者因过分重视我复兴商务书馆的成绩，却希望我担任实际的政务。

记得在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不久，蒋先生曾对我表示，在联合政府成立时，拟以我为国府委员并兼任行政院一个部的长官。我那时候曾经表示，如果国家需要我的话，我因为没有行政经验和工作班底，宁愿专任国府委员，而不兼长部会。此次骤长经济，虽然我平素主张事务官应久于其职，不当随政务官为进退，但无论如何，政务次长和几位重要秘书总应该是部长所素识，办事才能便利。经济部原任政务次长业已改任交通部政务次长；而原任常务次长何君是一位经济专家，为我所素识，我极想把他留住，或改任政务次长。可是何君去志甚坚，久未到部，前任翁部长亦力言无法挽留。于是我竭力物色，过了几日，才找到潘序伦氏当常务次长。

此次仅找到三位高级助理人员。一位是庄某，民国初年曾和我共事，他一向担任行政工作，是一位老资格的事务官，隔别了十多年，特来造访，便把他留下，充任秘书之一。一位是原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参事龙某，自愿来部相助，故把他调补经济部参事之一缺。又一位是后来因泄漏机密为世人所熟闻的徐百齐氏。徐氏先后追随我工作十几年，但初时和我并无半点关系。他大约在民国十八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那时候东吴法学院的程度在国内可算特出。我的老友吴经熊氏执教于该院，于前二三年介绍给我一位新毕业的梁君，我把他任用在商务书馆编译所，成绩极好；后来改入外交界，又在国外留学，成为法学大家，蜚声于国际。

民国十八年我一度离开商务书馆编译所，改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法制组主任，因为需要几个助理研究员，便请吴君再介绍优秀毕业生一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