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别让台湾英烈不得安息（杨渡）

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图／何思慎提供）

桃园忠烈祠里，埋葬着一批不被看见的台湾烈士。他们是怎么死的呢？让我来说一个故事吧。

日本统治台湾，为了催生日本「早熟的帝国主义」（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的论证），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化政策，台湾成为日本工业的原料产地。由于蔗糖可以提炼酒精，很快成为工业原料，殖民政府以各种手段强迫农民种植。

农民最大的悲哀即是，甘蔗的生产不由自主，收成只能交给指定会社收购，价格由会社决定，而偏偏会社常欺骗农民，偷斤减两，所以，台湾人都知道一句谚语：「第一憨，种甘蔗乎会社磅」。卷起台湾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即是由此开始。规模有多大呢？在殖民地的高压统治下，有2万4千多名会员，以当时台湾人口300多万计，约有1%的人加入参与，那会影响多少家庭、多少农村，那是多么强大的民众反抗力量。

1928年，日本军国主义擡头，开始逮捕日本社会运动人士，台湾农民组合素来与日本农组合作无间，起而声援。殖民政府随即在台湾开始大量逮捕社会运动人士。殖民地政策更为残忍，警察暴力毫无节制，许多农民运动、左翼人士（如赵港、陈神助、陈结、翁泽生等）在狱中被刑求致死。

为了帮助被捕同志的家人，也为了延续农民运动的精神，他们在农民之间募款，为了宣传农民运动，甚至到阿里山的「三千尺龙眼小屋」中，油印《三字集》，再千里传送下山。主办这件事的人，名叫陈结。他是个充满英雄义气的男子汉，却不料被日本人发觉后，逮捕刑求，但他抵死也不供出指使的农民运动同志，最终刑求致死。

他死亡的消息传到了监狱里，农民运动领袖简吉、台共领袖谢雪红等，私下连络，为他办了一场追悼，在国际歌声中，为义士痛哭。在狱中死亡的人很多，简吉留下的狱中日记，如此写着：「在世间日日有很多人死亡。在这刑务所就死了不少人，譬如最近，在数分钟之间，即有三个人负重伤，最后死了两个人。」狱中日记会受到检查，他不能明写出来的是，这些在监狱身负重伤的人，是被活活刑求致死的。

这些牺牲者，包含了农民运动的同志赵港、最信任的战友陈神助、翁泽生等。1941年他出狱的时候，正处于战争时期，根本不可能帮助任何人。1945年光复后，以前农民组合的同志、流亡到大陆去参加抗战的侯朝宗回来了，他改名叫刘启光，他知道简吉最熟悉以前的农民运动同志的下落，以及死难者的家属，于是找来简吉，募款援助家属，请他帮忙把农民运动牺牲者入祠到原本是作为日本神社，后来改为忠烈祠的忠魂里。不仅是农民，还有文化协会、社会主义者，举凡是被日本殖民政府杀害的义士，得以在此时入祠。后来曾有过应否让左翼人士入祠的争论，但许多抗日义士入祠到如今桃园的忠烈祠，是毫无疑义的。

所以，那个把殖民迫害者所象征的日本天照大神，请回桃园忠烈祠的前民进党市长郑文灿，要如何对台湾反抗运动的烈士交待？如何对抗日忠魂交待？如何对得起那些被刑求、被虐杀在日本死牢里的先人？是要让他们重回日本压迫致死的情境吗？是要让台湾义士重被日本天照大神再次统治吗？

如果此事发生在韩国，这种政权早就被打垮了。这种没有骨气，没有自主精神，充满殖民奴性的作为，即使看在日本人眼里，都会被瞧不起。我的日本友人笑着说，没事拿别人家的神明来拜，民进党是有多自卑，多瞧不起自己的祖先啊？

不要说观光，没有人出卖祖先的灵魂去搞观光！不要说日本神社没有什么，被刑求致死的灵魂，还在台湾的大地上无声呐喊：「贼政府，起无道，全百姓，无奈何…」（原《三字集》）。（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