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并建──就教于林谷芳教授（黄光国）

林谷芳教授在联合副刊发表〈儒─伦理的观照与发皇〉一文，黄光国教授于7月20日为文回应了林教授，寄到中国时报发刊。（图／本报系资料照）

编按：林谷芳教授在联合副刊发表〈儒─伦理的观照与发皇〉一文，黄光国教授于7月20日为文回应了林教授，寄到中国时报发刊。黄教授不幸于7月30日辞世，此文可以说是他的一篇遗作，对当代儒学充满着期许。虽是针对林谷芳教授的某些论点而发，也可在文中见到他一贯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与文化中国的理想，尤其是对当代儒者的辩护。这一篇文章堪称是当代儒者与禅者的对话。

林谷芳教授以文学家飘逸的笔法，在《联合副刊》上，发表了「契入中国文化的十个关键词」，其中第四篇题为〈儒─伦理的观照与发皇〉。在「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今日，林教授这种性质的文章可以提升读者对于国学的兴趣，原本也是美事一桩。然而，仔细拜读林教授的大作，我们却不难发现：他对儒学发展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大多是以「点到为止」的手法，轻轻带过，没有看到更切要的论述。举例言之，林教授大作的最后一节「当代性的挑战」说：儒举淑世，与时代之关联，原是儒者关注的焦点。孟子以孔子为「圣之时者」；宋理学是对南北朝至五代长期「胡化」的回应；面对西方，近世也就有「新儒学」的产生。

在此，港台诸家多戮力于理论之建构，事功实务上则少印证。相对于此，近来大陆儒学则有直入政治之论，甚且举「国教」之说，但因浓厚的夷夏之辨，反更难言真正的当代性。

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1986）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分为三个大时代： 一、先秦儒学：以孔、孟、荀为代表；二、宋明理学：以周、张、程、朱、陆、王为代表；三、当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开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

两相对照，林教授的说法虽嫌简要，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对儒学怀有使命感的人来看，林教授的上述论点，却令人心中不能感到舒坦。

在上刊书中，牟宗三（1986）说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化，目的在于重建中国文化，开出中国文化的新型态。他认为：唯有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儒家式人文主义彻底透出，才能开出中国文化的新型态。他说：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子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本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牟宗三一生不从政，不做官。他独力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三大批判书全部汉译出版后，牟先生自谓：「此书之译，功不下于玄奘罗什之译唯识与智度，超凡入圣，岂可量哉！岂可量哉！」

新儒家学者的行谊大抵如此。不做官，不从政，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辉煌彪炳的「事功」，林教授说：「港台诸家多戮力于理论之建构，事功实务上则少应证」，这岂是持平之论？难道康德三大批判书的汉译，不算是「事功实务」？

在林教授的大作中，他接着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重要问题：近现代既是中国第一次直面另一大文明，且遭逢挫败的时代，儒家这中国社会应然价值的掌旗者，面临的冲击尤甚，过往经验原难直接引用，该持何种态度就须有更深的观照。

我对这个问题，牟宗三作为「中国社会应然价值的掌旗者」，确实有他自己的答案，牟宗三（1986）说得很清楚，道统是道德宗教，学统核心是科学，政统就是民主政治。牟宗三认为：道统是一种比科学知识更具纲维性的圣贤之学，是立国之本、是文化创造的源泉，是政统和学统的生命和价值之源，政统和学统是道德的客观实现，失去了道统，政统和学统就会步步下降，日趋堕落；而失去政统与学统，道统也会日益枯萎和退缩。他以为，三统之建立，就是「儒家人文主义」的真正完成，也就是儒家真正转进第三期之发展。

牟宗三说他毕生所做的学术工作，旨在肯定儒家的「道统」，至于「吸纳希腊传统」，开出独立之「学统」，则他力有未逮，有待后人继续努力。

由此可见，牟宗三对「三统并建」的问题，有儒者自己的承担；对其后学，也有所交代。在我看来，这就是儒者存在之义。

然而，林教授在指出：「过往经验原难直接引回，该持何种态度就该有更深的观照。」之后，就用他的「点拨语言」指点江山：即此，一个放在世界体系中看待自己的态度显然是必须的，不能再自限于「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封闭系统。也应体认：因时代的变迁、个人意识的彰显、文化的多元，已让「家国天下」一线逻辑的「先验性」不再；在当代，儒者尤须对政治、对权力有其警觉；而如过去般，想建构一个批判对方并涵盖对方的系统，恐怕也是种迷思。

「世界体系」、「封闭系统」、「时代变迁」、「个人意识」、「文化多元」……，都是当前媒体上常见的词语。「须对政治、对权力有其警觉」？这应当是林教授的「夫子自道」吧？当前的政治人物最想利用的是媒体宠儿、畅销作家，有谁会对「当代儒者」有兴趣，去动他们的脑筋？

至于何谓林教授所说的：「家国天下」一线逻辑的「先验性」，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还得请林教授继续指教。

林教授奉劝「当代儒家学者」，不要「如过去般，想建构一个批判对方的系统」，更叫人觉得好生奇怪。「当代儒家学者」如果真有人有这样的胆识或能耐想做这样的事，那实在是「淡薄儒门」的「稻草人」。

和林教授的「指点」相较之下，牟宗三「三统并建」的「遗愿」，虽然平实的多。我们不妨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建立儒家「学统」的重要性。

费孝通（1910-2005）是江苏吴江人，也是最早扬名于国际的第一代华人社会学家。他曾提出「差序格局」的理念，用以描述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费孝通，1948）。

费孝通早年到英国留学时，受教于著名的波兰裔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马氏是功能学派的大师，要求学生进入田野从事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工作时，必须采取实证主义「主/客对立」的态度，考虑社会及文化建构具有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的那些功能，不必探讨文化理念的实质意义。

这种观点跟另一位人类学家Redcliffe-Brown所主张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正好相反。后者强调：必须考量社会建制跟整体社会运作之间的关系。马林诺斯基的研究策略或许可以用来研究原始社会，但要用它来研究底蕴深厚的华人文化，就显得有所不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费氏曾经被打入牛棚，不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79年中共采取「改革开放」政策，费氏受到重用，一度出任政协主席。在大陆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时代，他宣称自己所作的学术工作是「志在富民」，晚年则一再强调中国社会学者必须要有「文化自觉」。

他逝世之后，周飞舟（2017:147）写的一篇文章，很清楚地指出他晚年思想的转向。1984年，费孝通写过一篇〈武夷曲〉，称自己对理学和朱子「自幼即没有好感」。在1989年的另一篇散文〈秦淮风味小吃〉中，费孝通还语带讽刺地说：试想程朱理学极盛时代，那种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间就毫不踌躇跨入金粉天地？时过境迁，最高学府成了百货商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在这里受到了历史的嘲笑。我倒很愿意当前的知识份子有机会的都去看一看，这个曾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费孝通，1989：p271-274）

1989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0年。在那个时代，费孝通还保有「五四意识形态」，认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是「曾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也因此为传统书院改成「百货商场」喝采叫好。可是，到了2003年，他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态度，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宋明理学反倒成为费孝通心中社会学扩展界限的关键：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理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今天社会学所谓的「机制」和「结构」，它直接决定着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

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种跟「理学进行交流的手段」。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费孝通，2003：p461-463）

费孝通晚年的反省，已经指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发展的大方向。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确实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它也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钥匙」。理学所讲的「关系论」，就是在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过程」，这就是中国人在其生活世界中所谈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今天社会学所讲的『机制』和『结构』，它直接决定着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

然则，我们该如何找出中国社会运行的「机制」和「结构」呢？在我看来，牟氏所谓「吸纳希腊传统」，其实就是吸纳做为西方文明之精华的科学哲学。多年来，我秉持这样的信念，锲而不舍地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最近并出版《宋明理学的科学诠释》，希望对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统」，略尽棉薄之力。这样的努力，是否算是林教授笔下所谓的「迷思」，还得请林教授多多指教！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心理系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