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共同富裕 关键在法治与伦理（衣冠城）

河北一公益组织进行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活动。（新华社资料照片）

几年前大陆上映一档商业连续剧《天道》，故事在叙述一位商业高人用「杀富济贫」的手段帮助贫困农村脱贫的故事。但这决不是一部所谓的「主旋律」作品，而是深刻讨论人性、文化甚至是商业的本质与伦理的好戏。

戏中对于主导中国社会的「弱势文化」提出强烈的批判。所谓的「弱势文化」是指对于强者的依赖甚至守株待兔的期待救世主的出现，而不去认清世界的本质，不愿承担追求成功所必须面对的风险与责任。

剧中男主角丁元英是一位原国际私募基金操盘人，后隐居偏乡的商业奇才。他对于人性与商业活动有深刻的领悟，他勉强答应了扶贫的工作。出于对于人性与中国社会中弱势文化的理解，他很清楚的预见了结局。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贪婪、无知、畏缩等性格的参与者，一一退出，只有坚持付出与认清现实的人得到最后的果实。男主角几近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事实上就代表了人性与资本主义的规律。如果脱离了本质与规律，不能克服弱势文化的牵绊，就算杀富也济不了贫。

中共官方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曾不止一次提及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共同富裕。但是到今年8月时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进入政治议程，提升至新高度。对政治敏感且才经过整顿后的大企业纷纷捐输表态，动辄千亿，这才引起各界的瞩目和讨论。

所谓三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国家介入，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方式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希望弥补前两次分配后所留下的空白，第三次分配的资源是来自慈善捐赠，并透过公益慈善服务的形式来实践。

企业家乐善好施，疏财仗义，这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并非罕见，也有其深刻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就指出，基督教新教革命中「天职」的工作伦理与禁欲主义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们努力工作赚钱目的不在于享受金钱带来的物质满足，而是荣耀彰显上帝的能力。因此许多资本家即便富可敌国，许多仍生活简朴，乐在工作。另外，启蒙运动思想家将私有财产权视作「自然权利」之一，奠定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基础。因此承认拥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合法取得生产的剩余价值。

中国商人虽然没有西欧和美国的新教伦理，而且长期受到压制，但是明清时期，随者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商人也逐渐发展出一套精神价值。才过世不久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就指出随着商业发达，中国在15世纪出现「弃儒就贾」的现象，而许多士人也出自商贾之家。加上宋明理学的影响，「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与「慈悲喜舍」的佛教就构成了中国商人的宗教伦理。

中共基于马列主义信仰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取走全部的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敌视资本家，中国近代建立的商人伦理几乎消灭殆尽。于是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商业蓬勃兴旺，但假冒伪劣的产品层出不穷，坑蒙拐骗的花样推陈出新。诸如毒奶粉、地沟油等事件让消费者付出惨痛代价，而苛扣工资、压榨劳工也时有所闻。近年在政府严格执法下略有收敛，但是连基本诚信原则都做不到，诉诸道德从事公益似乎缘木求鱼。

所以与其高谈第三次分配，鼓励慈善公益，不如完善法治，维持公平健全的市场机制。改良税制，以公开公正的方式以有余补不足，实现社会正义。最后，在理论与文化上，重建商业伦理与商人文化，承认商业因风险与创意的合理利润，消除仇富反富、贪图小利、畏惧风险的小农心理。达到以上目标再谈三次分配才有意义，否则就走入杀了富、贫不离的死胡同。（作者为退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