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政治意涵（洪奇昌）

图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标牌。（路透）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宣布中国大陆「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下一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有了新的目标─共同富裕。

党庆过后，习近平于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上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未来将采取相关措施改善民生，希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观诸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包括强化基础公共建设、完备医疗与养老体系、平衡区域发展、协调各行业发展、支持中小企业等，都是当代各国政府所重视的社会发展政策，没有「向左」或「向右」的问题。

甚至中国大陆官方推出的学校作业减少、教育事业非营利化等政策，虽然对前几年蓬勃发展的补教业形成巨大冲击，要不股价重挫，要不再无上市机会；但也让广大被高价补教费用压得喘不过气的中产乃至中下收入家长免于「孩子输在起跑点」的焦虑，让学习压力临界的学童得以喘息。这是促进健康学习与社会公平的有感施政。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富裕政策中「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的具体措施不是透过租税政策进行财富重分配，而是采取「第三次分配」鼓励高收入者、企业主动回馈社会。

「第三次分配」是1994年学者厉以宁提出的论点。厉以宁认为「第一次分配」是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第二次分配」系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则是「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乍看之下，这似乎是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不论欧美、日、中，乃至于台湾，富豪或法人都会因节税或社会名誉等理由将营利用于公益。

然而中共十八大以来，民企建立党支部、国进民退浪潮下的民企国有化，再到近期企业龙头腾讯捐赠500亿人民币、阿里巴巴捐赠1000亿人民币响应共同富裕政策等行动来看，「第三次分配」更像是「党管一切」的衍生，其背后的政治目的与效应绝不亚于共富目标。

早在今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就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可以将习的讲话理解为，共同富裕是巩固中共统治正当性，维持大陆社会稳定，促进社会阶级流动，扩大中产阶级等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打底工作。另一方面，也有人将共同富裕类比为「文革2.0」或「21世纪打土豪分田地」。

首先要厘清，习近平不是当年的毛泽东，习近平本人的权力与职务并未受到严峻挑战。此外，当代中共也在「三个代表」之后便从无产阶级政党转向全民政党，不需要透过打土豪分田地来区分敌我。因此不宜把共同富裕简单贴上特定标签。

但我们确实可从中共政商关系历史中发现，出身红二代、官二代的「红色资本家」，或和前者利害与共的企业大亨或高收入、高社会影响力的演艺人员，往往在中共权力竞争中扮演了金脉和宣传的特殊角色。换言之，共同富裕的政治意涵，也可能带有习近平布局二十大权力继承的战略目的，透过「第三次分配」，一方面巩固企业与传媒娱乐圈团结在习核心领导下，一方面打击反对派系的财务与传媒影响力。

政治与权力永远是北京中南海战略议程的重中之重，领导人的权力巩固以及政治继承主导着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涉外政策。虽然共同富裕有诸多符合普世标准的社会意涵，但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目的。对于台商与广大在陆生活的台湾民众而言，一方面是要看准市场风向，另方面则是要密切关注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一旦站错队或者成为了政策打击对象，恐将难以透过适当管道维权。（作者为台湾产经建研社理事长、前海基会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