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国研中心70年 国家智库功能待强化（严震生）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70周年。（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官网）

我回台湾工作超过四分之一甲子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今年4月1日庆祝成立70周年。相关的展览及活动先是3月初在中山堂举行，展览部分随后移至政治大学陈列，在校本部见证这个研究机构对国家学术外交及政策制定的贡献。个人忝为这个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经常参与和国际学者、政府官员及媒体智库的互动和座谈。这些亲身经验，不仅对我个人在政策分析方面有凭有据，同时也有助于在国际重大新闻事件时，提出客观的分析。

我在出国读书之前，就曾风闻这个机构，但因大学时期并非攻读政治及国际关系领域，故没有任何的接触，直到在国外研究所进修时，才因转换专业，慢慢认识它，特别是当时的几个重要期刊如《问题与研究》、《中国大陆研究》，及英文的Issues and Studies，就是我学校图书馆所订阅者。由于读过许多先进的论文，因此后来在进入国研中心与他们成为同事，感到特别亲切。

在中华民国尚未退出联合国之前，国研中心就已举行了中美当代中国研讨会，1980年代后，又陆续增加了中日会、中欧会、台北首尔论坛、亚洲展望会议，近年来则扩大到与亚太地区的互动，分别成立了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及政治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并代表政府参与二轨智库机制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充分反映政府外交政策的多元层面。

今年3月底、4月初适逢中华民国前任及现任总统出访目前攸关台湾前途、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大陆和美国两大强权，国研中心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和学术活动，都曾扮演穿针引线、政策建言的功能。由于中心的大陆研究（过去称为匪情研究）非常著名，在国际间颇具声誉，许多美国的中国专家（sinologists）都曾在此蹲点，从本中心的匪情专家获得独到的看法及分析。民主化后，他们也持续到台北参加包括当代中国研讨会在内的各项学术会议，与本中心研究人员进行座谈，交换意见。

因应两岸关系的融冰，国研中心也自90年代初开始与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在内的北京智库有年度的互访及交流。两岸学者及研究人员在这些场合中，虽然有时彼此争锋，但基本上都能坦诚地进行意见交换，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国研中心任职期间、出任政府公职前，也透过这样的学术交流到过对岸访问。

李登辉总统在1995年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造成台海局势的紧张，那年我刚回到台湾工作，听闻有同仁参与当时回应危机时，李总统曾提及的「十八套剧本」的讨论。「两国论」提出前，两岸仍在对话，国研中心当时替政府研究「信心建立机制」（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CBMs）及「中程协议」（interim agreement）的可行性。本世纪开始，这方面的政策建言多半属于个别研究员的性质，而不再是中心固定的上层报告，也因此可能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在国研中心工作近30年，我经历了这个机构的转型，也见证到编制的缩减。令人不解的是，当政府认识到高等教育必须整合资源以建立顶尖大学时，却没有在政策研究方面，集中政府预算支持一个有历史、具国际声誉的研究机构。在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关系缺乏互信、美国霸权式微衰退的今日，为台湾的生存、稳定及和平、甚至是国际空间的扩展，做出最有说服力且符合国家利益的论述。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