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太阳花与救国团（冯国豪）

太阳花占政院案民进党干部吴濬彦等6人，3年前到警政署大门警徽上以红漆书写文字、在大门上泼洒红漆，6人无罪确定。（资料照）

最近有两个案例令人忧心政府正在带头破坏社会信任，当信任崩解后，整体社会将会付出巨大成本，也将会迟滞台湾未来发展的脚步。第一个案例是台湾高等法院针对「太阳花事件」更一审宣判，魏扬等7人公诉不受理确定；第二个案例则是，党产会指控救国团透过占用、借用方式先拿下，再变成承租或买下，还有以「更名」方式取得房地资产。

这两个案例虽然看似毫不相干，但事实上都指向一个政治核心问题──信任。现代宪政民主思想起源的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乃一群生活在缺乏政治权威的自然状态的人们，因为受不了没有政府、法律的诸多不便或危险才自愿组成的。换言之，人们是为了想过更好的生活，才想到必须集体放下手上用来自保的各种武器或资源，进入一个有政府的社会。国家统治下的人们对政府存有一个必须善尽守法的「政治义务」，政府也必须提供相应的保障，也就是通常会写入宪法的「根本权利」。西方当前的所有民主理论，基本理据皆源于此。而放弃权利的「人民」以及取得权力的「政府」最重要的连结就是「信任」。

从第一个案例太阳花事件来说，魏扬等人所宣称的「抵抗权」或「公民不服从」均为我国宪法或法律所未明文规定的概念，要件及行使时机为何，都缺乏严谨定义；罪刑法定主义是政府与人民间基本的信任关系，如果法令所明定的罪刑都能够用「抵抗权」或「公民不服从」轻易排除，人民与政府间的信任如何确立？当这样的信任关系不存在，是否任何人、任何团体都可以借由「抵抗权」或「公民不服从」攻击官署？

而第二个案例对「信任」问题是更严重的挑战。党产会指控救国团透过占用、借用方式先拿下，再变成承租或买下，还有以「更名」方式取得房地资产；救国团喊冤强调，早期救国团因未具法人资格，当年是「借名登记」方式将所有权人登记为中华民国，后来取得法人资格后，这些都有行政院及财政部的公函为证。　如果「现在政府」否定「过去政府」的判决与认定，「未来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否定「现在政府」的判决呢？法律的另一个信任准则──「信赖保护原则」如果荡然无存，人民如何能信任政府？党产会19日将针对救国团财产是否为不当取得召开听证会，我们期待听证会后或许有转圜余地。

现代代议民主制中，「代理」的本质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才是最重要的精神要素。以上两个案例显示政府与司法沆瀣一气，正在破坏与人民间的信任，在普遍公信力不足、朝野互信不足、公私部门互信不足、人际间互信不足、且个人意志凌驾制度之可信度情况下，人民与政府互动将会提高「交易成本」，如：找门路关系、贿赂、抗争，人民与政府为因应这些问题将疲于奔命。因此，如何重建社会互信才是代理关系得以发展的关键。

（作者为退休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