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未始即终的碳税（吴珮瑛）

澎湖花火节。（图：张茂雄）

为降低温室气体（GHG）排放，部分学者及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课征「碳税」而非「碳费」，或既税又费更有诱因，不知何以咬定「税」才有减量诱因？如称为英文直译的「碳征收」（carbon levy），此为「税」还是「费」？又采瑞士及加拿大「碳红利」（carbon dividend），岂非更加挞伐是鼓励GHG排放的倒行作为！

应是碳费、碳税、碳征收或碳红利？名称不同是为政策顺利推动而为，此外，名称不同除涉及课征机关有别外，最主要是台湾是否已具备大幅重整相关税赋名目条件？其实，更务实的是收入如何使用问题。

称为碳费、碳征收或碳红利，一般是甲税换乙税的税赋中立作法，北欧五国、瑞士及加拿大部分省是典型范例，在高所得税率反弹声浪下，政府降低所得税率，方使能源税及碳税得以切入，进而以碳红利名目将收入发给所有缴税者，这是左口袋出、右口袋进吗？另一是尽量不以税（tax）字眼刺激被课征者。国外经验显示，无人会欢欣鼓舞迎接新税目，此是为沟通让新政策顺利上路的关键。

强调唯有碳税方有减碳诱因，检视全球在2015年前已开征全国性「碳税」国家，将减碳成效全归功于碳税之真实情况。首先，芬兰是开出第一枪碳税课征的国家，当前每吨为极高US$ 72.83税率，1990至最新2018，GHG排放却增加60.52%；西班牙亦然，当前每吨US$ 17.62，在不算低的税率下，因境内局部电来自摩洛哥认真燃煤所提供，以致于西班牙2014开征至2018，电力仍有85%来自化石燃料、致使GHG排放增加1.94%。非欧洲国家的墨西哥由开征的2014至2018，不遑多让更增加5.35%。

而同属首波施行碳税的挪威，由1991至2018漫长28年，目前最新每吨碳税为相对高的US$ 69.33，GHG排放却仅微幅下降0.28%；同梯施行碳税的丹麦，当前每吨为挪威一半不到的US$ 28.14，1992至2018、GHG显著下降35.93%，另个可大声嚷嚷的瑞典，当前每吨US$ 137.24，1991至2018显著降低57.62%；另个非欧洲国家的日本，虽然课了不起眼的每吨US$2.61，然由2012至2018的7年，GHG却也一步一脚印减少9.61%。

由此可见，在GHG排放在碳税课征下是增加或减少，一则与税率没有固定关系，与课征时间长短亦无关，减碳成效需考量开征国的社会、经济与税制结构，与左邻右舍国家能源的互通状况，及国家能源结构之配置等等条件。

整体碳费（税）收入是统筹统支或专款专用，前者是进入政府统一运用所有税收大水库，后者则经由法定专用于避免碳泄漏及减缓GHG排放相关措施，或由所有利害相关者依惯例及默契，在各方同意下规画收入用途。

以目前政府用钱方式，降低GHG排放经费不会排在税收使用优先顺位。选择统筹统支、不需意外收入用于枪砲弹药、飞机舰艇、客机购买，更不用惊讶收入用于烟火施放、跨年路树五彩灯泡悬挂，期待「碳税」达成GHG减量目的终将灰飞烟灭。

（作者为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