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需要一场「觉醒年代」
前些时间参加了一场关于台湾新冠疫情的两岸线上论坛，一位大陆的与会者提到一件台湾的往事。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李应章医师，因为领导「二林蔗农组合」向日本殖民统治者抗争，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只能在1931年离开台湾到大陆，边行医边参加革命运动。
光复后阔别家乡16年的李应章，在乡亲们的念叨呼唤下，终于回到台湾。当时，他踏上家园故土的第一步，即台北松山机场。75年之后，台北松山机场则在「台美友好」的呐喊下，迎接美国C-17军机与3名参议员，捎来75万剂疫苗「及时雨」讯息，而蔡英文在场站着向坐着的美国议员们「致上最深的谢意」。
台湾历史与当代的两幕场景，宛如一部魔幻写实主义作品，既现实，也讽刺。新冠疫情催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台湾比全世界滞后近1年半的时间，才进入到了后疫情时代的新旧秩序板块碰撞。然而，当中国大陆两款疫苗先后通过世卫组织的认证，我们的官员答以「不必假好心」，筑起一道对立高墙；另一边则以弯腰行礼的姿态，乞恳前殖民与新殖民上国使者的「甘霖」。
台湾的精神与情感结构的变化，放进历史的脉络来看，脱离不了中国历史道路的足迹。今天台湾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大陆疫苗的拒斥与不信任，并不是来自于科学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历史「近亲憎恶」的悲剧。殖民地的台湾人，愤怒于殖民者的「清国奴」骂声，从而有了诸如蒋渭水所言「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即汉民族的事，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的自我面貌求索。
「中国到底是谁」的探问，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与台湾无关，反而有着来自台湾，或是受台湾问题激生而出的摸索与回答。在中国分殊的现代化追求路径之中，殖民地下的台湾，被殖民者「脱亚入欧」带向了迥异于大陆母体的道路，走向了以西方历史与哲学标定出来的「胜利者」三观。特别是战后台湾旋即进入了冷战与内战的双重制约，台湾更是浮沉于以附庸性为本质的主体性幻想，从而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架势，对「失败」与「落后」的中国，投以蔑视与鄙夷的眼光。
台湾可以在中美博弈赛局中，把命运豪赌在美国和西方世界身上，但绝不可能置身事外。就算想袖手旁观，历史和现实也会要求台湾给出答案。大陆学者文扬的名著《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在此际出版了繁体版，正好为受疫情纷扰而浮躁喧嚣的台湾，提供了重新思索的重要媒介与素材。《天下中华》的精彩之处，在于作者试图超克「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雄心，深刻地挑战了西方式唯我独尊的文明与历史诠释，推翻文明必有「高下优势」和「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将中华文明的位置，放回世界历史的正轨与常轨。
在当代台派的论述中，「台湾非中国论」，始终占据着主流位置和道德高地，甚至出现了「台语」不等于闽南语、农历新年不等于中国新年、向南岛语族「寻亲」等等离奇却又大行其道的认知。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在疫情的无情冲击下，便宛如台湾政府「超前部署」的大内宣般，一一破功。在生死关头，台湾人对死亡的应对、对家庭的态度、对社会群体关系的锚定，以及种种积极的自救，更是尽显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延续在这座海岛上的底色。
文扬先生在《天下中华》最后部分提到文明的维新，中国给出的方案，是揉杂了传统底蕴「公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这个中国理念，在近代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始终没有被遗忘和放弃过。台湾在疫情面前既然喊出了「Taiwan can help」与「同岛一命」，那么更应回答孙中山曾经发出的质问：究竟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东方王道的干城？我们要打破疫苗民族主义的壁垒，还是要成为美国霸权刀俎上的鱼肉？
台湾亟需要一场「觉醒年代」。此时展读文扬先生的《天下中华》，很有助于我们在历史认识与历史正义上的「回轨」。
（作者为时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