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不撤守：陈长文》318学运判决，宪法与刑法多板块挤压的断层

因318太阳花学生运动遭起诉但一审获判无罪的学运领袖林飞帆（前左2）、陈为廷（前右2）31日聆判后表示，运动未结束，继推理念，要求执政党尽速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召开公民宪政会议。中央社记者刘世怡摄 106年3月31日

2014年学运期间，笔者投书不赞成学生攻占立法院，而认为循民主程序、投入选举才是正途。学运结束3年有余，经政党轮替，「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仍遥遥无期，两岸进展停滞。

随着上个月底台北地院判决占领立法院的行为无罪，再度引发各界讨论。笔者暂不拟评论判决，一来是判决书尚未公布、检方起诉书亦未公开，笔者难以论断法院无罪心证的妥适性。再者，待一审判决书公布后，检方若上诉，尚须至少经二审法院审理；本案值得社会各界去慎思明辨。

我们可从以下问题出发：不支持占领立法院，便认为应以《刑法》处罚吗？

北院认定攻占立法院是「象征性言论」，并以「公民不服从」作阻却违法事由。这个判决遭到了质疑。因为，政治学谈的「公民不服从」，是指一群人为了「抗议不公义的法律或政府行为」，基于「道德良心」而采取「违法行为」唤起多数人认同，行动者也预期自己会受法律惩罚。

基于上述定义，有人直观认为：处罚行动者是天经地义。然而，这样的看法忽略了道德力量也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而法治（rule of law）不同于法制（rule by law），是一套不断追求「止于至善」的活法体系。法治之可贵就在于国家的每一人，都体认到「合法」非等同于「正当」；时常对于「合法性」保持警戒与不完全信任，是法治国家重要的命题。

因此，现代意义的公民不服从，不只是「个人基于道德良心」，更应包含「公民拥护宪法价值」而行动。亦即，公权力可能披着合法的外衣（或因现行法律跟不上时代而僵滞）而违法或不当行使权力，不服从者虽然形式上违反法律，但可能是为了捍卫法秩序中更高位的宪法价值。因此，法秩序加以两相权衡后，不必然会得出「不服从者违法」的结论，进而促使为政者谦逊反省、更新旧有的法秩序。

针对这一大哉问，去年《中研院法学期刊》有深度论辩。刑法学者薛智仁〈刑法观点下的公民不服从〉论文，回答了些疑问，并以「宪法基本权（例如，言论自由）」，而非如同北院采取政治学上的「公民不服从」概念来作为阻却违法事由。薛老师的主张刺激了传统刑事法学的讨论，也获得了公法学者如廖元豪老师的肯定。

那么， 318究竟是「捍卫民主」或「反民主」？具不具正当性？

两位学者都同意「公民不服从，不必然违法」，也同样「以言论与集会自由作为阻却违法事由」：一、薛智仁将「318占领立法院」作为「象征性言论」分析，主张应采「个案利益权衡」，结论是无罪。二、廖元豪指出「个案利益权衡」的缺失，简单来说，当各界对于学运发生的原因、诉求、正当性、行为必要性等认识，有相当大的差异时，如果法院要采取「个案利益权衡」，应采取哪种事实评价的版本？这会不会形同于恣意选择出「法院喜好的言论」？

为了避免法院以自身的主观看法权衡言论，廖老师认为应回归我国大法官解释及美国实务有关言论自由的理论。并认为在此标准下，毁损、侵入住居或妨碍公务等刑法规定，都不是为了管制言论，而是出于其他正当目的，占领行为显然不能因为主张言论自由而不罚。

我们陷入两难：「个案利益权衡」导致结论大幅倚赖对个案情状的评价，提高了法官恣意的可能性。我们可想见，这有冲击民众对法治信心之弊病；但若放弃个案权衡，未来又能否细致调和多元价值冲突、因应民主升级的需要？

有没有更好解方？这没有简单答案。青年学者思辩交锋值得肯定，可惜未看到实务界资深人士提出看法。

除了上述刑事政策的争论外，不论喜不喜欢318学运，我们必须承认：台湾的代议民主制度，在许多民众心中早已面临常态的结构性失灵，加上公民社会透过网际网路加以连结，已明显改变公共参与及政治的样貌，也冲击了民意的形塑与探求、民主审议与问责结构。不同世代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存在不同想像。这对于二战后才蓬勃发展的宪法基本权理论是一个断层；而对发展自18世纪的传统刑法释义学（晚近实务才渐被更多灌注宪法价值）更是一大挑战。

对1987年解严的台湾，在时代催逼的能量释放下，几大板块挤压所汇集冲突点断层之一，就是「公民不服从」定义及评价的变与不变，这会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新题目。318学运只是台湾现实的爆发点。

板块的持续挤压不会停止。因此，比「判决有罪无罪」更重要的是，借此从多面向，进行对民主、法治、社会的全面反思，以准备回答民主制度新一波升级的答卷。

否则，冲撞与断层，不会到此为止。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