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林怀民：台湾人，为什么不喜欢自己的美？
文：天下编辑部
艺术作为一个媒介，在乡镇里发生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会让年轻人觉得有希望。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今年要退休了，他曾带领云门走向世界，更将云门蕴含深厚的艺术与美感，带进台湾偏乡。「艺术如果放到整个社会，当每个地方都这样，我们是不是会想得不一样？人跟人的相处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他出席2019天下经济论坛（CWEF）时期许，艺术就应该进入生活、进入社会各角落。
人类为什么需要艺术？首先，我想，艺术是非常好的投资。
我分享最近看到的一些东西。达文西的作品《救世主》（Salvator Mundi），2017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出4.5亿美元（约135亿台币）高价。如果用中华民国政府总预算做点小算术，我们可以买到147.5张的《救世主》。
来看看活着的画家，英国艺术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的作品《游泳池与两个人像》，画的也许是加州的生活吧，也拍出9千多万美元的价格。这位画家一直被炒作，作品是现在活着的画家里，卖得最好的。
艺术的价值是自由市场的问题
2018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场上，街头艺术家班克西（Banksy）的《气球女孩》帆布裱框版本，落槌拍出的瞬间，内部的碎纸装置同步启动，把画作碎掉。买主当场说不退货、会付钱，他仍要保有这张画；这让画作的价格更高。
谁都不知道班克西在画里藏了个机关。所以，当代艺术有时候就是个「说法」；当说法值钱，便有市场。
基本上，我不大喜欢这些画被买回家，因为私人收藏后，大家就看不到了。我喜欢它们在美术馆。
张继高先生是新闻界与艺文界的前辈，他曾说，当初推广古典音乐时，「古典音乐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的事情。很多艺术是用横膈膜以下来感受。」对我来讲，我不反对家里有幅画，也许是复制品，天天看，可以感受很多细节。当自己陷入一个固定模式的生活或工作时，这幅画也许会给我一点有趣的刺激。
像我每次看到南宋画家夏珪的《溪山清远图》就很开心，宜情宜性，能给你很多刺激。但如果要把画用碎纸机弄掉，我想，可以把这笔钱省下来。
在画里看见台湾的阳光、水气，还有历史
来自四川的席德进，画了一幅《日月潭风光》，再也没有人能够把台湾风景表现得那么好。这里面画的不只是风景，其实也是心境。台湾湿气很重，席德进的作品中，抓到了这东西。
侯孝贤拍摄《悲情城市》的场景，也是席德进画的《瑞滨海岸》。在那个镜头里，侯孝贤抓到很湿润的感觉。我们北海岸的风景，跟西湖、跟北方都不一样。我喜欢这些东西，想起台湾的时候，会想起一些事情。
我曾经拿玉山的照片问年轻舞者，「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瑞士，终于有一个聪明的说有点像玉山银行，唉，我们不知道玉山长什么样子，基本上这几年大家才开始认识玉山。
我们来看看南部的样子。国宝廖继春《有香蕉树的院子》，没有加州有钱人游泳，但这是我们的童年记忆，阳光照下来，有香蕉树的庭院打扫得很干净。这对我来讲，是严重的乡愁，这是台湾的太阳。
同时期有很多前辈画家，用印象派的手法来处理台湾的题材，来撞击我们。
郭雪湖《南街殷赈》中的大稻埕，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虽然没有参加过，但我们知道迪化街当年长这样子，这存在于我们的共同意识里。
李石樵的《市场口》很有趣，画的不只是市场，还有劳工、中产阶级的样貌。画中最左边的，是一位台籍女士，穿着日本服装画册上的洋装，后面一位蓝色旗袍的漂亮女生，很可能是光复前来台湾。这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样子。而唯一不变的，是传统市场里的那条狗。
李石樵有一幅很少人看过的《大将军》，在1964年白色恐怖时期完成。很显然他是有模特儿的。不过这幅画从来没有展出，当时也不可能展出，否则你的身体就要去监狱里被展览。
我很喜欢李梅树的《白衣少女》，天天看这么优雅、「大头大面做媳妇最好」的女士。而在李梅树的《露台》里，画的显然也是中上家庭的女士，都是我们好像认识、可以叫她们阿姑或阿姨的人。
如果我们常看这样的绘画，我们认同了这样的美，为什么还要去韩国做小脸、还要让腰细到不行呢？当我们没有自己的美学，以及美学所带来的尊严，我们就在商业文化下，不断被洗刷，永远都不知道今天出去要穿什么。
女画家陈进年轻时画的《芝兰之香》，衣服的红跟黑可以这样搭配，仔细看，身上有很多细节，这是台湾人的颜色。另一幅《合奏》，红鞋与绿鞋的配色多勇敢！这是我们美学一路承袭下来的东西，艺术将沉淀为生活里的美学。而当这个东西不在时，我们是断裂掉的。
陈进作品里优雅的台湾人颜色，从我们意识里通通不见了。我们受了国外流行品牌影响、变得不喜欢自己。其实我们有这些文化，但我们文化却是断裂的，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断裂。
我10几、20年前到欧洲演出，一位德国老太太看了《水月》，她来后台告诉我，二战末期，盟军地毯式轰炸，柏林没有水、电跟食物，但他们往往能得到一些消息，知道某某地方有个音乐会，在断垣残壁的城市里，花很多时间走过去。
音乐会场地用黑布围起来，听的可能是三重奏或钢琴独奏。像是朋友相聚一起听音乐，巴哈、贝多芬都是好朋友，彼此聚在一起。虽然没东西吃，但有些东西是横隔膜以上的活动。台湾由于种种的断裂，不认识玉山，也不认识我们自己，不认识这些艺术家提炼出来的颜色、景象、感觉。
社会里，除了政治跟意识形态之外，应该有一些温暖、生活、美的东西，不然我们就在每一次的选举里，任由候选人选择他们的历史版本。
我一直渴望有一个国家画廊，能延续故宫博物院清代后的台湾。
今天这个机会仍然有，可是变得更困难了。不只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在80年代后，很多前辈画家的画都进入市场、成为私人收藏。今天要做国家画廊是最后的机会，因为有些前辈画家的第二代愿意合作。我很渴望，但不晓得怎么样才能发生。
画廊里的内容，就像《市场口》那幅画，不只是美丽，而是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
艺术在社会、生活里慢慢发酵
表演艺术比绘画更加直接。纸风车剧团的319乡巡演、云门的大型户外公演，只要能支付成本，我们就演出。云门公演今年进入第24年，每一场平均有3万人，大家在一起秩序井然。艺术就在社会发酵。
我们也到偏远地方演出。云门去了3次那玛夏，非常感动的是，当年参加过的小朋友，从外地回到那玛夏，跟舞者拥抱说说话。
很多事情可以用艺术完成，像我们看到新港的化妆游行、老太太画画，银发族画画是近10、20年的风气。在池上，画画写字也变成村民活动，有时就在池上车站展览。
池上村民梁正贤把他家60年谷仓捐出来，还捐1千万，盖了艺术馆后，池上马上有了改变。池上街道的路牌是居民自己写的，因为大家分配写，每条路的字体都不一样。
艺术不是用来拍卖的，它是生活里的一件事。
因为台湾好基金会董事长柯文昌提倡，艺术要从乡间做起。他们进入池上，只要农民愿意，池上音乐会馆就在田边设音乐放送机，放柴可夫斯基给稻子听。我问农民，「听古典音乐长大的米，真的比较好吃吗？」他们说有，因为音乐很大声，把虫子都吓跑了。
没有地方展览，就去车站展；没有地方写字，就去写路牌，这些东西都在生活里。
秋收艺术节的小义工
台湾好基金会第一次做音乐会，邀请陈冠宇在田间谈钢琴，这张照片上了《时代》杂志。尔后一直延续，张惠妹、伍佰、云门都去了，慢慢发展成今天的样子。
池上是个只有4000多人的地方，办活动时，全村都出动，池上国中的小朋友在烈阳下排了2500个座椅，排完后又去拖地，还没有看到演出，他们就守在流动厕所外面，清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喜欢这样的风景，人群从远处慢慢汇集过来，池上也找到团聚的力量。
我们在池上秋收的第一场，免费表演给在地乡亲，必须在入口处看身分证。你知道池上人有多得意吗？尤其秋收的照片登上《纽约时报》半版，他们以前都在劳动，根本不觉得池上很美。
秋收变成一个祭典，亲朋好友都会来，在外地的孩子除了过年，也愿意多回来。原本池上是个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台东内部排名都在后面十名，这两年变成第二名，而且愈来愈好，他们得到很大的鼓励。
艺术作为一个媒介，在乡镇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会让年轻人觉得有希望。如果放到整个社会，当每个地方都这样，我们是不是会想得不一样？人跟人的相处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
我们需要有体温的艺术
我们到了城镇，在新竹的「逆风计划」，去少年感化院教学员跳舞。最近老师们对学员的看法改变了，他们回到房间不再摊在那里、闷在那里，而是会开始自己练、要求身体的律动，也会讨论。
演出的时候，学员的家长都来了，他们非常骄傲，还有孩子期满可以出去了，但为了表演，愿多留2个月。因为他在这里面，找到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做得很棒、可以合作，因为这样的事情，信心跟着一起来。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我们需要好的艺术，在政治撕裂的社会里，城乡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我们对于过去，除了意识形态的标签，没有体温。艺术就给这些事情体温。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需要让大家在一起有温度的艺术。
►►2019 CWEF完整演讲精华
【延伸阅读】
麦格理绿色资本负责人：我如何从绿能的怀疑者，变成投资者
企业社会责任不只是印出漂亮的说明书，要勇敢做出转型决定
北市联医总院长黄胜坚：选择善终，你至少可以救10条命
人口老化逼近 这个医疗照护的想法，必须先改变
会造假、操控、歧视，AI科技没有你想得中立